从小到大，我的父亲是一个牧师，母亲四处打工，是标准的劳碌命。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燃气被切断的时候，母亲就会在烧柴的炉子上弄晚餐。她懂得如何持家，幼时她在乔治亚州哥伦布市（Columbus）的家对门就是个垃圾场，后来还住过旧金山恶名昭彰的福特饭店（Ford Hotel） [1] 。她自己非常好强，也期许着我们这些孩子可以奋发向上。虽然她和父亲都没有能力帮忙出钱，但她还是希望我们可以读完大学。我父亲也以他的方式，让我们牢牢记住这一点。每当我们开车经过一排弯着腰在烈日下挥汗做着“烂”工作的人，父亲就会转头问我们，“你们会想一辈子那样吗？”
“不想。”
“那就要读大学。”
所幸有就学贷款和一些奖学金，我成功进入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从我家温斯洛（Winslow）开车到学校要四个小时。当时我想成为一名律师，所以选了传播、历史与司法等课程。在这些课上，我学到了很多事情。我发现世界上有两个美国，一个是爸妈、主日学校老师、童子军队长说给我听的美国，一个是我在课堂上学到的美国。而这两个美国格格不入。贫穷渗透美国之深，蔓延之广，真的在发达国家中“无人能出其右”吗？美国梦真的已经成了少数幸运儿的专利了吗？有了这种疑问的我开始在工作或研究之余翻找图书馆里的资料，我想知道我的祖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品性”。
也差不多在那个时候，银行夺走了我从小长大的家。一个朋友和我开了四个小时的车回到老家，就为了帮我爸妈搬家。我记得那股深沉的哀伤与难堪，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一切。或许是有某种东西开始在我内心发酵，返校后，我花了几周的时间与当时的女友一起帮助慈善组织“国际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盖房子；每周有几天晚上，我会和坦佩市（Tempe）米尔大道（Mill Avenue）上的游民混在一起。在街上，我认识了老老少少的朋友，他们风趣、真诚、为各自的问题苦恼着。毕业后，我感觉自己需要进一步了解美国的贫困现象。在我眼中，贫穷才是许多问题与苦难的核心，而社会学又是最适合研究贫困的学科领域。于是我申请进入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班。威斯康星大学的所在地是麦迪逊，也就是老密尔沃基人口中“方圆三十英里都被现实环绕着的地方”。
在开始以博士生的身份研究贫穷之后，我发现大部分的文献在描述贫穷、解释不平等的时候，都把矛头指向两点。其一是我们看似无法控制的“结构性因素”（structural forces）：比方说历史遗留的种族歧视问题，或者是经济的转型与变迁。第二点则强调“个人的不足”——这包括文化上的习俗，例如未婚成家；或是“人力资本”的匮乏，比如教育程度偏低。自由派人士比较青睐第一种解释，而保守派则钟情第二种。对我来说，两种说法都是隔靴搔痒。它们把低收入家庭当成“需要隔离开来的动物”看待。在许多以单亲妈妈、帮派成员、无家可归者为主题的著作中，社会学者和记者笔下的穷人都像是独立于社会的存在。穷人被说成是“透明人”，或者是“另一个（平行）美国”的一部分。贫民窟则像是“城中之城”。穷人被摒除在关于不平等的讨论外，就好像我们觉得富人与中产阶级的生计与自己息息相关，而其他人包括穷人则可以忽略不计似的。那些动动手指就能影响到低收入家庭和穷困社区的富人，他们在哪儿？那些拿穷人开刀而致富的人，他们在哪儿？我纳闷我们是不是光忙着记录穷人如何打平收支，却忘了问：他们的账单金额为什么如此之高？也忘了问他们的钱究竟都流去哪儿了？
我想要写一本书谈贫穷，但我不想把重点只放在“穷人”和“穷地”之上。贫穷是一张关系网，里面既有穷人，也有富人。对我来说，想了解贫穷，就必须认识到这段关系。这样的想法敦促我出发，踏上探寻之旅。我开始思考有没有一种过程将穷人和富人联系在一起，在当中可以观察到穷人与富人的相互依赖与挣扎。驱逐，就是这样一种过程。 1
2008年5月，我搬进了托宾的拖车营，机缘是我在报纸上读到里头的居民将面临大规模的驱逐。事情后来并没有如期发展（托宾最终将拖车营出售，连尼和办公室苏西则搬去了别处）。尽管如此，我还是在那儿待了下来，因为我发现在拖车营可以认识很多收到粉红色驱逐通知单的朋友，还方便我追踪托宾和连尼的行动。
我的拖车在公园里是公认的“高档”货。除了干净以外，我的“家”还有木制的外墙和厚实的锈橘色地毯。问题是，我在那儿住了四个月，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热水。为此我向物业反映过多次，但托宾和连尼始终不当回事，热水器的烟囱一直被放任不管。我甚至挑明了自己是名作家，还会将他们和拖车营写入书中，但他们还是不闻不问。要是我硬开热水器，一氧化碳就会直接灌进拖车内。办公室苏西有试着修过一次，她拿了片木板往烟囱底下一卡，然后叫我可以安心了，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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