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地出门常常出自同一个原因，”她说，“连我有一次都差点被驱逐，房租被我拿去买了‘别的东西’。”
无论要走的人是不是瘾君子，拖车营的住户鲜少会对邻居被驱逐发表意见。在他们的观念里，被驱逐是罪有应得，是那些人自己不长进。甚至有人会说驱逐是好事，因为驱逐可以“把人渣清一清”，等于是替园区去芜存菁。最觉得穷人该死的，往往就是穷人自己。 2
在以往，租房者会自认为是一个“阶级”，他们着眼于共同的利益跟理念，团结起来与房东们对抗。20世纪初，房客曾经团结一致抗议驱逐与不卫生的生活环境。遇到频繁涨租或租金居高不下的问题，房客们会冒着被房东驱逐、被警察逮捕、被用钱请来的流氓痛扁的危险，团结起来拒缴租金，在租房外围统一拉上警戒线。这些人没有什么特殊背景，就是普通的为人母、为人父者，他们认为，房东的确有权利享有租金涨幅跟合理利润，但租客不能任由他们坐地起价，以涨租之名敛财。以纽约为例，租金战争在“咆哮的二十年代” [1] 烽火四起。州议会在巨大压力下通过立法进行租金管制。时至今日，纽约州仍是全美租金管制最严格的地方。 3
请愿、警戒线、公民不服从——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视角检视这类政治性动员。“对于那些在苦难的土壤上滋生的社会运动，”美国社会学者弗朗西丝·福克斯·皮文（Frances Fox Piven）与理查德·克洛尔德（Richard Cloward）观察发现，“要打破看似公正合理、不可改变的社会安排，让民众知道它们也有可能是毫无公道的、是可以改变的。” 4 这类情形经常出现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因为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与经济波动（比方说战后的住房供不应求），会从根本上撼动社会现状。光是目睹这些光怪陆离还不足以动员群众；要把反对者集结起来，而且必须要让他们相信，只要团结在一起，就有机会改变命运。对穷人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认同所有的受压迫者，还必须承认自己也是受压迫的一员——这点恰恰是大部分拖车营居民不愿意做的事情。
在罢缴租金的过程中，租房者们会觉得大伙是“革命同志”，彼此之间有一份道义相联结。 5 租房者之所以愿意站出来反击过高的租金与不合理的驱逐，是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跟住处、社区绑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们对住所怀有一种归属感。而在拖车营内，上述的社区意识可以说是荡然无存。对大部分的住户（包括司科特在内）而言，拖车营是他们想要逃离的场所，没有人要在这里落地生根或改变什么。有些人明明已经在此过了大半生，却仍旧以“过客”自居；当中包括一名带着三个孩子生活的失业父亲，他在偷电供应拖车所需之余说：“我们不会请亲友来这里玩，拖车营的生活不代表真正的我们。社会底层的人才在这里度日，而我并不属于这里。”曾经嫁给连尼、连同一起嫁给了拖车营的连尼前妻喜欢对人说：“你会忘记自己也曾经爱去歌剧院听戏。”至于在怀孕期间又吸毒的谭美心中，拖车营“就是间旅馆”。
对住户而言，贫困的社区其实是个宝库。在拖车营里，居民会遇见三教九流的人教他们如何偷牵有线电视，告诉他们最值得去的食物厨房何时开放、联邦救济金该如何申请。放眼整座城市，就属住在贫困社区里的居民最乐于帮忙有账单急着付、有生活用品不够用、有车子坏了不动和其他林林总总问题的邻居。相对而言，比较“优质”的社区里往往较少人对邻人伸出援手。 6 这样互通有无，满足了收受者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给予者也在赠人玫瑰的同时，手留余香。
邻里间的相互帮衬若要顺利启动，大家就必须要把自己的需求公开，也必须坦承自己人生中的种种失败。
拉瑞恩想跟邻居借浴室来淋浴，她就不得不先说明自己欠缴燃气费。而当她顶着没吹干的头发走回拖车时，所有人都会知道她刚刚经历了什么。还有一个叫萝丝（Rose）的房客，孩子被儿童保护服务局带走，就在她哭哭啼啼的时候，拖车营的邻居都在一旁安慰她，让她不至于做傻事。但也因为邻居们知道事情的始末，萝丝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公审”的对象。“这可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道恩这么告诉她，“上帝把孩子带走，一定有他的什么理由。” 7
社区在居民们的眼中一旦成了剥夺与罪恶的代名词、成了“各种触礁人生”的报到处，他们就会对社区里的政治能量丧失信心。 8 在密尔沃基，但凡租房者在社区感受到高强度的创伤情绪——他们相信自己的邻居曾被监禁、被施虐、有药物成瘾和其他重大的打击——那他们就不太愿意相信可以和邻居们团结一致，改善生活品质。 9 社区缺乏信任感，无关邻里实际的贫穷与犯罪率。与之密切相关的反倒是萦绕在住户身旁的那种厚重的不幸气息。当满目所见都是心酸苦楚时，他们就无法用余光瞥见社区可能有的潜力。
三不五时，就会有房客八卦房东托宾的利润，要不就会给他扣上犹太人的帽子，骂他贪心。“那辆凯迪拉克的轮圈还真亮，但那其实也是便宜货，花不了几个钱。”“赚钱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