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探寻别人的生活，来扩展自我经验的疆界”，这也解释了他对细节的迷恋。《邻人之妻》这本书确实是这种好奇心的集中表达，让人们看到他可以走多远。
无疑，这种模式是由特立斯的个人经历决定的，但是和他书中的人物一样，特立斯个人的经历和时代的大背景勾连在一起，个人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多层面上是社会问题的缩影。特立斯生于“二战”前，经历了战后美国经济深入资本化、社会结构变革，以及文化对于传统价值的反叛。当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变化，现代人也不再接受传统家庭和工作方式背后的伦理价值时（虽然在美国，这种反叛并没有彻底过，宗教和传统一直是重要的势力），日常的劳累难以再与生活的意义挂钩，这种劳累似乎变成了纯粹的压迫。也正是在这时，“欢愉”具有了革命性的反压迫意味。“性”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形式和标志，并不是偶然的。反对压迫的个人奋力从传统结构中溢出后，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再建新的意义体系，以何种新的方式与他人再度关联起来。《邻人之妻》中很重要的两个角色休·海夫纳和约翰·威廉森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前者把“性的欢愉”打造成一种适合城市居民的“新生活方式”，并以之为筹码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后者把“性的欢愉”作为了一种类似于宗教（虽然以反宗教为旗帜）的社会理想，试图建立新的性开放的社会共同体。
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中，特立斯也反对美国传统的伦理价值，常表达对父母忠贞不贰的婚姻生活的轻视。不同的是，他没有尝试建立人与人之间新的关联，而是以永恒的观察者的身份游离于所有群体之外。这固然与特立斯的性格有关，他不像海夫纳和威廉森那样有克里斯玛型人格。但是他的状态却也许更加纯粹、诚实、典型，隐喻出海夫纳和威廉森事业的实质。当威廉森退出砂岩俱乐部后，之前共同体的形态也慢慢消散，这说明他们并没能形成人人自发并维持的真正共同体，最终砂岩也耐人寻味地变成了商业化经营。海夫纳的商业帝国，更加不是以建立所谓共同体为理想，他的“新生活方式”，诉诸个体的欲望，并以消费为方式将这些个体编进资本的大网。这其实即是现代资本社会本身的形态：原子化的个体被纳入一个个人无力影响的大系统。
也就是说，特立斯的全部努力——不仅仅是他的作品，还有他的人生，他若即若离又执着的观察、采访、搜集整理——构成了他所处时代的缩影。他用来存放素材和写作的地下室，没有窗子，仿佛没有时光的流逝。一如这个永远向前，却又原地未动的时代。特立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工匠精神，让他想要尽善尽美地呈现这一切。他本身所具有的好品质，例如对于小人物的关心、正义感、对历史的尊重，也给这种浩繁的呈现注入一抹温柔的色彩。他深信这样的写作已经堪比文学作品，也许还带着更胜一筹的真实。可以看到，他对于“新新闻主义”的标签是不以为意的，却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像菲茨杰拉德那样写作，想要和同辈作家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等一较短长。
因此当主流文学界忽视他的作品时，他愤懑的心情溢于言表，像受到伤害的孩子。确实，文学是他的成长所指向的方向，他对人的兴趣和探索，必然会使他的野心从探求人物的历史过渡到探求人物深邃的内心，而这也是所有文学作品的野心。但是前文提到的他成长过程中“固化的模式”，加上这个个人难以与他人融合的时代，使得这一步过渡成了一个他很难迈过的坎儿。他也许确实将非虚构写作的触角延伸到了通常小说才可以到达的领域——人物的心理世界、人物的私生活等，但是在他能够真正“在这里”、真正与人共情之前，他离真正的文学也确实仍有一个拥抱的距离。这个时代的道理也是如此，纯粹的自由只能将人还原为互不相干的个体，它无法建立起任何东西，在它能够让人们跨越自身的边界相爱之前，它离真正的自由也仍旧只有一个拥抱的距离。
这一切构成了特立斯的凝视。当时代挟裹着所有悸动滚滚而来时，特立斯回以凝视。我们邀请读者一起走进他的凝视，并在其中照见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