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我总是疏离的，和所有人都是这样。……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总是想着假如把正在做的事情写下来会怎样，我总是对我能写下来的故事感兴趣。我也许正在打网球，但是心里想的是写下网球场的一个场景。可以说这是我做人最大的失败。

——盖伊·特立斯

《巴黎评论》2009年特立斯专访

1972年的一天，40岁的盖伊·特立斯走进纽约一家提供性服务的按摩院，开启了他长达九年、跨越整个美国的调查采访，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邻人之妻》，以性爱这一独特而隐秘的视角，抽丝剥茧般地展现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社会和伦理观念的巨大变革。该书甫一出版即毁誉参半：有誉之为文化新闻写作的经典之作，也有对其强烈的道德抨击，书中一些人物物化女性的态度也激怒了女权主义者，最终这些剧烈的反响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特立斯和他家人的生活。

现在，《邻人之妻》的中文版第一次引入国内，距离其在美国首次出版已经过去了38年，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时空语境中，不知同样的内容会引起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反响？也许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本书极为丰富、真实、多样的内容，任何反响和讨论都不会是单线条的。确实，当我们受文景委托翻译这本书时，就被它多重复杂的气质吸引：它既是一本包罗万象的社会历史百科全书，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出版、法律、宗教、家庭、自发组织的俱乐部等；也是一部错综复杂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以细腻的笔法串联起了若干精彩而真实的故事；它更是出色的深度新闻报道，其对“参与观察”这种研究方法的极致运用，甚至可以对社会科学学科有所启示。

除此之外，这本书也有一种让我们既好奇又迷惑的特殊气质：特立斯似乎对笔下真实的人物不持褒贬，以同样的热忱详细展现人物生活的各个侧面，在这种热忱中有一种对于细节的迷恋。随着翻译的进展我们慢慢开始了解特立斯，发现他与其作品的关系是理解这种特质的关键，要把他自己、他的采访、记录、写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这个整体也在回应他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的问题。

1932年特立斯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大洋城，是意大利移民的后裔。他的父母在那里开了一家裁缝店和女装店。特立斯小时候在妈妈的女装店里帮忙，看到他富有同情心的母亲如何和顾客交谈，顾客如何向他母亲吐露心声。从这些顾客的个人故事中，特立斯也第一次意识到了外面的世界。上高一时，特立斯为当地一家报纸写高中生活专栏，这帮他找到了自己在同学中的位置，而他之前因为穿着过于正式（他的衣服都是做裁缝的爸爸为他量身定做的），与这个群体一直是格格不入的。采访和报道给了他与同学们接触的理由。他觉得自己就像卖衣服给贵妇的母亲一样，即使并不是某一个群体的成员，新闻采访让他有了和这些人在一起的理由。

也许特立斯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种与群体若即若离的关系，会贯穿他的一生。他在《纽约时报》和《时尚先生》当记者时认真而执着，总能采访到大量私人故事；但与这种深入程度相悖，他却似乎一直在采访时和采访后保持一种超脱，受访者很少能在情感或者其他方面影响到他。在为《邻人之妻》做调查时也是如此，虽然他亲身参与所有私密的活动——在性开放的砂岩俱乐部，在按摩院，但他却总有一部分自我跳出这些场景之外，反思面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过去等。他既在这里也不在这里。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几乎是“参与观察”的理想状态：他一直在既亲身参与活动，又超脱出来观察这些活动。

令人惊讶的是，特立斯在最亲密的私人生活中也保持着这种若即若离。他接下来想写一本关于自己50多年婚姻的书，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来观察它的亲密、复杂以及不和谐之处。或者就像他自己说的，他其实也一直是一个旁观者。他从最开始就收集了很多资料，包括他和妻子写的信（他会在信上标明是在什么情境下收到了这封信）、拍的照片等。他的妻子南·特立斯是著名的编辑，聪明、有人脉、经济独立，在盖伊·特立斯看来，她完全没有必要维持这段婚姻，何况他写作和发表《邻人之妻》时的行为还深深伤害了她的名誉。为了写作这本关于婚姻的新书，他雇佣研究助理来采访自己的妻子，想要知道妻子内心深处的想法，而不是她常常在公众面前呈现出来的“美好婚姻”。对于他写这本书，南有时接受有时反对。当特立斯的编辑打电话问南时，她说特立斯想写什么是他的自由，但是她恐怕特立斯并不理解什么是婚姻。

如此看来，观察与写作是特立斯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若即若离是他与人们的关系。最初那个写新闻的高中生，一直影影绰绰地出现，但是他想要成长的冲动固化成了一种模式：他探索和报道周围的一切，但是他仍旧不属于任何群体，而一个没有和他人融合的自我是不完整的，这种不完满又会推动新一轮同样的探索。这种模式是执着的也是永不餍足的，它似乎一步步将世界收于囊中，但是每一步“前进”都会退回原点。这是特立斯的“纯粹、强烈、永无止境的好奇心，想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