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德

关露感到非常吃惊。

那次会面后他再没见到中西功和关露，多年后知道关露最终由中西功介绍去了《女声》（负责文艺部分，一九四二年我父亲被捕，她没出事），他则加入《先导》月刊的创刊和编辑工作，此杂志为汪伪陈公博背景，社长是我方系统的党员李时雨（时任汪伪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组织上让他进入《市声》、《先导》两刊工作，要求他及时搜集各方面更多的资料。

写至上述这一节（二〇一五年四月），我在父亲书橱里发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刊本—關露《新舊時代》（民國廿九年七月初版，上海光明書局“光明文藝叢書”），打开扉页，即看到他写在扉页的大段文字：

这本小册子引起我一段回忆。一九四二年初，距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不久，组织上通知我去大世界天津馆三和楼，在座除吴成方同志外有一个胡小姐和中先生，商量要胡、我两人去接编日本人佐藤俊子的《女声》（妇女杂志）。胡小姐比我长好几岁，身材矮小，穿藏青长毛绒大衣，面貌清秀，但鼻梁上有一显著的疤痕 [3] 。后来才知道，她便是久已闻名的关露。而中先生则是中西（这是日本汉字，如今写作“功”），他是日共，同程和生（对我假称胞弟）打入满铁工作，都受吴成方的领导。中西陪胡、我两人去北四川路一公寓找佐藤，佐藤不在家，侍者让我们进入屋内，地方甚小，陈设亦凌乱，似见主人不属爱好修饰者。翌日应中西之约，胡、我俩同去南京路慈淑大楼对面一个日本咖啡馆会面（抗战胜利后作《大公报》馆，今已改为某商店），这是一个日本人麇集的场所，四周满座，烟雾弥漫，充耳都是日语，若非身历其境，是不能领略其状的。中西却在这环境下用流利的华语，同我们谈太平洋战争的形势，称轴心国必败。胡谈话甚谨慎。当时我对她俩的政治身份均不了解。后来《女声》没有去，我应曹亚臣（乔理清，情报部党员）之约，去李时雨（党员，公开职务为汪伪保安司令部处长）办的《先导》当编辑，从此没再与胡会面。我始终没有再问过吴老，胡小姐究竟是什么人，但凭我的直觉，她准是与吴有关系的。

迨抗战胜利后，我与朱维基交游，从他闲谈中获知关露已去苏北解放区。朱不止一次地咒骂她做过“汉奸”（据说蒋锡金也经常指名大骂山门，表示义愤云云），我伪称不相识，未做任何辩解。事情隔了四十年，去年阅《新文学史料》记叙关露生平史实，才知1942年她还是去编《女声》并公开去东京参加了大东亚的什么文学会议，朱、蒋之骂盖出于此。关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女作家，参加过左联，在救亡运动的一些宣言上有她的署名，其作品有明显的进步倾向。即如本书结尾就有战争来源于私有制社会，要消灭战争，首先要反对私有制度之议论，其政治倾向是非常明确的。然而就在她发表本书二年后，她毫无顾虑地隔绝一切进步朋友，服从组织的分配打入日伪文化界公开活动了。她忍受了种种误会与辱骂。及至日本投降后她撤往苏北新四军，据说也曾为这段历史引起怀疑与审查云云。

关露原名胡楣，其妹即李剑华的爱人胡绣枫。据吴老云，关露是情报系统的党员干部，四十年代曾奉命去见过李士群云云。以上史料是《新文学史料》刊载所未道及者，近闲步书店购得此集，提笔记之，聊表悼念之忱。

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灯下

关露于一九三二年加入“左联”，同年入党，一九三九年经王安娜介绍给刘少文见面，同年冬被派去香港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后者要她回沪到汪伪机关做策反工作，对外界不得为“汉奸”身份有所辩解，她服从了组织决定，接受任务工作到一九四一年底，然后再调去《女声》杂志社。

[《潘汉年传》/尹骐]

……潘汉年又叮嘱她（引注：关露）说：“千万要记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又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点点头说：“我不辩护。”…… [4]

一九四三年八月，关露作为汪伪妇女界作者代表去日本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一直在该刊工作，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一九四五年十月，国民党欲以“汉奸罪”起诉她（也清楚她曾参加“左联”），组织上调她去解放区，安排在新华社范长江处工作，不久即遭遇“汉奸罪”隔离审查，就此得患精神分裂症，愈后在建设大学、华北大学任教。一九五五年受潘汉年案株连入狱，一九五七年出狱，一九六七年起被关入秦城监狱八年，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对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十个月后，关露自杀去世。

父亲在一九八五年一次有关情报工作的发言（稿）中说：“关于关露同志的情况，文艺界在纪念她，情报系统也应当纪念她。”

二

父亲参加筹备《先导》杂志的工作（并无社址，登记地为李时雨住处），地点在萨坡赛路李复石医生家，这地方与辣斐德路他的住所只隔三四百米距离，李医生从不在家里会客，每天午饭后即去锦江茶室，直到晚饭后回来。他感觉这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