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德

一

形势日趋恶化，按组织命令，父亲撤到上海，去熟识的香粉弄华商旅馆与系统领导吴成方见面，之后搬入同孚路斜桥弄（今石门路吴江路），化名丁弢（党内从此叫他小丁），自称杭州人，任汪伪某协会干事，所编辑的《市声》半月刊，隶属龙襄三（洪帮头子，参加过“四一二”政变的帮会首领之一）、陈孚木，有汪伪背景。他与另一同志乔犁青（化名曹亚臣，山西人）共同为杂志工作，互相知晓对方是本系统人员，按当时话讲，没有“横关系”，单线联系之意。

他的吴江同道萧心正，客寓金神父路福履理路（今瑞金二路建国西路）；马希仁暂住萨坡赛路（今淡水路）妹夫家；沈痴云搬入赫德路（今常德路）居士林“觉园”之法室馆一雅室……之后，他按指示搬离了斜桥弄，迁至辣斐德路萨坡赛路（今复兴中路淡水路）“斐邨”，与程和生同住。

最后的这段经历，颇有小说的意味—他和“老程”扮为假兄弟，户口登记化名为“程维德”，入住后他才真正知道了原因—楼下“二房东”是一产科女医生，总想把楼上改为产科病房，收入就比一般房租高数倍，多次催促程和生搬离。程不大会说话，不堪其扰，最后请来了中西功（日共情报人员），让这位中西先生当着女医生的面，打了几次日本电话，以显露日本背景来施加压力—“我们和二房东的群众关系，从此被搞坏了。”程和生曾经对他这样说。待到“程维德”入住，却发现这个女医生并不似想象里那么凶恶，此后也再没发生这一类的纠纷。

一对假兄弟，在同一个领导下面工作，相互却没任何工作关系，朝夕住在一起，这是特别的体验。他觉得“老程”是个很好的人，遵守纪律，从不谈论个人的事。有一次考虑到如何应对查户口，他问程在哪里工作，两人的公开职业，应有一个具体的说法更为妥当。程却简短地回答他说：“我在钢铁公司。”连公司名称也不愿说。他就此也不便再问，只讲定两人的籍贯是安徽太和（和县）。

[父亲致马希仁信]

从四〇年五月我离严（严墓）来沪后，仍在中央社会部在上海的一位负责同志领导下工作，领导人叫我搬出来与程和生（真名郑文道，已牺牲）同住萨坡赛路产科医师楼上，我化名程维德，装作同胞兄弟，这住址其实离你妹夫家极近，当时不能向谁公开，免得人来人去影响他，他至多比我大一二岁，是同济高工专科学生。为什么上面要我与他同住呢？好笑得很，因为女房东很凶，想把亭子间做病间，一股劲地赶（房客）搬场。我那假胞兄，不大会说话，穷于应付，向领导反映，领导出了馊主意，让我去同住示威，看我巧言舌辩好像蛮活络（说实话，当时租亭子间，只要出小顶费，也可容易，何必硬顶呢？），我才搬去的。后来我在编杂志，先是《市声》，后是《先导》，都是中共情报部门人员编的，不能再对一起编的人不公开地点，同事对我也公开了（其实也是情报部门的党员，老资格），我只得对他公开，时来找我。程和生后来就搬走了，原因也不详（都不能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这样我就一人独住。房东仍不乐，总在轧我的苗头（引注：打探底细），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但没敢公开赶我。

一九四二年三月某夜，他和程在楼上意外发现，弄堂里冲进一群日本便衣，敲打对面一扇大门捕人。程即从一张夹底方凳内，取了几份复写资料匆匆忙忙毁掉，之后才知是一场虚惊。再过了数天，程忽然就搬走了，临走时程说：“你住下去吧，如果房东问起，就说我去南京了。”

这段遥远的对话，常让父亲感慨：“两个人就这样同住了半年，关于假兄弟的情况，也只交谈了这么三句话，双方再没有做任何仔细的准备，以应对突然出现的盘问—万一被捕了，怎么准备口供？根本没想到，没有去做。”

[父亲致马希仁信]

我的假胞兄在何处谋生，公开职业是什么，他也不告诉我，只说他在“钢铁公司”，什么钢铁公司，也不能问。其实他打入了日本著名的特务机关“满铁”—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与他同事的有一个日籍的共产党员，另外在南京又有一日本共产党员、中共情报人员，都归我的领导人负责，程同他们有联系。我只做编辑杂志的事，另联系巡捕房警官和开警车之司机事。同程没有工作关系，只不过领导人叫我们俩住在一起，称兄弟（而且白天有时还同另外三四人一起吃饭碰头）。毛病就是此处……

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间，父亲接到领导人通知，某日下午去大世界“三和楼”底层与一日本人见面，同桌有胡小姐（胡楣，即关露 [2] ），按计划由这位日本人（事后知此人即日共情报人员中西功）介绍他和胡小姐接编《女声》杂志，这本刊物由日本大使馆、日本海军报道部合办，主编佐藤俊子（一说佐藤春子），中西功是佐藤俊子的左派朋友之一。谈完，三人一起去北四川路一所公寓找佐藤，但她不在家。改日中西又约了他和胡小姐同去慈淑大楼斜对面日本咖啡馆（即解放前《大公报》原址）见面，四周全是日本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中西却用华语大谈珍珠港事变后的国际形势，旁若无人，使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