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共和,还是宪政？

凯，自己只是暂时代理临时大总统，如果清帝退位，会随时让出总统位置。但袁世凯知道，革命党人对于他，还是不相信的，有相当一部分人明显不想拱手让出政权。1月2日，袁世凯公开宣称，不承认南京政府。袁世凯表示，自己决不会接受共和体制，他深信共和只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和毁灭。

alt

隆裕太后（中）与太监宫女们

不仅仅是袁世凯对于共和制持不同意见，从一开始，很多关注中国政局的国家也对在中国的国情下实行共和制抱有疑问。关注中国政局的伦敦《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政治评论这样认为：

……历史上很少见到如此惊人的革命，或许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一次规模相等的、在各阶段中流血这样少的革命。

革命的最后阶段是否已经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一些最了解中国情况的人不能不怀疑，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里，自从最遥远的历史早期以来，皇帝就像神一样统治着他们；在这样的国家里，是否能够突然用一个同东方概念和传统格格不入的共和国政府形式，来代替君主政体……

日本《上海信使报》业主兼主编佐原笃介，在给英国驻华记者莫里循的信中，也对中国革命的选择充满了失望：

无论如何，我对共和制的中国没有信心，因为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就其禀性气质来说，个个都是小暴君。可是在目前，中国人几乎满脑袋都是可以从共和制得到赐福的想法，而不知道共和制为何物……

接下来的时间里，事情开始变得纷纭复杂了。孙中山上台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国库空空，几乎不名一文，不仅办事，甚至连维持基本的运转都不可能。按照孙中山的《革命方略》的设想，革命时所需军费将通过没收、征购、公债、捐输以及发行军票等方式筹措，但实际上，在革命之后，这些措施并未得到施行。独立的各省，征收机关林立而各自为政，关盐、茶税和大部分田税就地截留，根本不向南京国民政府上缴。而国民政府发行的一亿公债，根本不被认可，市场不能流通。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孙中山朱笔一批，拨二十万元救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总统手批去财政部要钱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十枚。如此拮据的政府如何运转？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只好想方设法，尽最大的努力向日本等国，以秘密外交方式谋求借款。但这一项运作，遭到了临时参议院、独立光复各省，以及被抵押的公司股东大会的一致反对，实业部长张謇甚至以辞职相抗。由于时间太短及一些其他原因，孙中山的这一想法最终未获得成功。如果孙中山有钱在身，又有列强支持的话，那么，也许他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了。

1912年1月14日，南北军第六次停战，唐绍仪密电南京临时政府，询问：孙文让位于袁世凯，有何把握？孙再次表示，肯定会让贤。

1月16日，同盟会刺客三人，在袁世凯退朝回锡拉胡同的路上，车到东安门大街时，突然由街道右侧向马队投来炸弹，当场炸死袁世凯的护卫营长袁振邦等三人，袁世凯在马车御手刘二的掩护下逃脱，下车后笑着说：“今天有人跟我开玩笑。”同盟会刺客三人被捕杀。袁世凯密奏太后，等于发出了最后通牒：早顺舆情，赞成共和，以免事态变化，引起叛乱，到时候，后果就来不及了。

1月17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隆裕在议事时抱着宣统大哭：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alt 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有枪炮，没有军饷，万不能打仗……胜了固然好，要是打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

1月18日，良弼等人发表激烈宣言，成立了以保卫清室、反对议和为宗旨的宗社党。

alt

孙中山及全体委员拜谒明孝陵

1月22日，清驻外各使馆电请清帝退位。

1月26日，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宗社党激进首领良弼，震惊北京。隆裕太后只好放弃了所有的指望，恳请袁世凯保其母子性命。段祺瑞等清将领五十余人联名通电，请清帝退位。

这个时候，在南京的孙中山等人也意识到清帝退位是迟早的事情，按照事先的约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要交给袁世凯。一直把天下当做己任的革命党人，当然信不过袁世凯这个旧式的官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多地利用规则，去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就成为摆在革命党面前的新课题。革命党人能想到的，是如何把“美式的共和体制”，转变为“法式的共和体制”，从政体上对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和削弱。所谓的法式共和体制，是一种“内阁制”，虽然内阁上有总统，但政治的运转是以内阁总理为枢纽。也就是说，在法式政体中，总统只是一个虚职，大权实际上掌握在总理手上。

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最高立法机关参议院正式成立，公推福建议员林森为议长。参议会制定了各项法律规章数十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抓紧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取代《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一项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