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为八月的圣母节，努托也不愿把单簧管放在嘴上了，他说这就像抽烟，当决定不再抽时就必须真的不再抽。他晚上来到天使旅馆，我们在我房间的小阳台上乘凉。小阳台朝着广场，而广场就是个世界末日 (1) ，不过我们是在看着房顶之外月亮下的那些白葡萄园。
在一切事情上都想要让自己有道理的努托对我说这个世界是什么东西，他想要从我这里知道人们做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他下巴托在栏杆上听着。
“如果我能像你一样演奏，我就不会去美国了。”我说，“你知道在那个年龄是什么样的。看见一个女孩，和别人动拳头，在大清早回到家，就够了。一个人想要做事，想要是个什么东西，想要做出决定。你不肯过以前的生活。一边走着就觉得更加容易。听到那么多的谈话。在那个年龄，一个像这样的广场就像是世界。一个人相信世界就是这样……”
努托不说话，看着那些房顶。
“……谁知道这下面的男孩中有多少个，”我说，“希望走上卡奈利的大道……”
“可是他们没有走，”努托说，“而你走了。为什么？”
这些事人们知道吗？因为在莫拉人们说我是鳗鱼？因为一天早晨在卡奈利的桥上我看见一辆小汽车撞到了那头公牛？因为我甚至连吉他都不会弹？
我说：“我那时在莫拉过得太好了。我那时以为全世界都和莫拉一样。”
“不，”努托说，“在这里人们过得不好，可是没有人离开。这是因为有一个命运。你去热那亚，去美国，你去了解世界，你必须做什么事，必须明白可能和你有关的什么东西。”
“只是与我有关？可是并不需要一直去到那边。”
“也许是什么美好的东西，”努托说，“你没有挣到钱吗？也许你甚至都没有发现是什么事。可是对所有的人来说都发生了什么事。”
他低着头说话，声音出来时撞在栏杆上变了样。他让牙齿在栏杆上滑动着。好像是他在演奏。突然他抬起头，“有一天我会向你说这里的事。”他说，“某些事和所有的人都有关系。你看到一些小伙子，看到一些人，他们什么也不是，不做任何坏事，可是会有那么一天，他们也……”
我感觉到他累了。他吞着唾液。自从我们重见以来，我还没有习惯把他看得与那个鲁莽的、那样能干的，教我们所有的人，并且总是善于说自己的事的努托有什么不同。我从来也不记得我现在已经赶上了他，并且我们有同样的经历。我也从来不觉得他有过改变；他只是多了一点厚实，少了一点幻想，那张猫脸更加平静和阴险。我等着他鼓起勇气，解除这个重负。我常常看到，只要给他们时间，人们就会倒空口袋 (2) 。
可是这天夜里努托没有倒空口袋。他改变了话题。
他说：“你听，他们是怎么跳的，怎么辱骂的。为了让他们来向圣母祷告，本堂神父必须任他们发泄。而他们为了能发泄自己，必须向圣母点灯。他们双方谁占了谁的便宜？”
“他们轮换着占便宜。”我说。
“不，不，”努托说，“本堂神父胜利了。是谁为照明、爆竹、修道院长职务和音乐付钱？是谁第二天嘲笑那节日？穷人，他们为了四拃 (3) 的土地累断自己的背，然后让人们吃了这些地。”
“你不是说最大的费用落到那些最有野心的家庭头上吗？”
“可那些有野心的家庭从哪里弄钱？他们让用人、女仆、农民劳动。还有土地，他们在哪里得到土地？为什么必须有人有许多土地而有人什么都没有？”
“你是什么？共产党员？”
努托斜着眼轻松地看着我。他让那帮人发泄完了，然后一边仍然斜着眼看着我，一边小声说：“我们在这个村镇里都太无知。共产党不是谁想是就是的。以前有一个，人们喊他叫阴沉脸，他自以为是共产党员。他在广场上卖辣椒。他喝酒，然后在夜里大喊大叫。这些人做的坏事比好事多。需要一些不无知的共产党员，不会败坏名声。那个阴沉脸，人们很快就让大家都欺负他，再也没有人向他买辣椒了。他不得不在这个冬天离开了。”
我对他说他是对的，可是在四五年，当铁是热的时 (4) ，人们必须行动起来。在那时，就是阴沉脸也会是个帮助。“在回到意大利时我认为确实在这里发现了什么东西。你们有带把子的刀……”
“我只有一把刨子和一把凿子。”努托说。
“我在到处都看到不幸，”我说，“有的国家，那里的苍蝇都比基督徒 (5) 过得好。但是还不足以进行反抗。人们需要一个推动。而你们有推动和力量……你也曾经在山丘上 (6) ？”
我以前从来没有问过他。我知道村子里的一些人——在我们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的小年轻——中有死去的，在那些大街上，在那些树林里。我知道许多东西，我向他问过这些东西，但没有问过他是不是曾经带着一块红围巾，拿着长枪。我知道那些树林里满是外来的人，逃避兵役者，城市的逃跑者，疯子——而努托不属于这些人中的任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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