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开始想这些东西，我就再也不会结束了，因为在我的头脑里转着那样多的事情，那样多的希望，那样多过去的耻辱，还有我相信已经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地位，有了一些朋友和一个家、能够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并种一个花园的那些次数。我已经相信这一切，甚至对自己说“如果能够挣这四个索尔多，我就和一个女人结婚，并把她和儿子送到镇子里去。我希望他们在那里像我一样长大”。可是，儿子，我没有；妻子，我们不谈这个——对于一个从海上来的，根本不知道月亮和篝火的家庭来说，这个山谷是个什么东西？必须在这山谷里制造骨头，在骨头里有这个山谷，就像有葡萄酒和玉米糊一样，这时你不需要谈论它就认识了它，并且你在许多年里不知不觉地带在心中的所有那些东西由于一阵刹车的叮当声，由于一头牛尾巴的一击，由于一碗汤的味道，由于一个你夜里在广场上听到的声音，这时醒来了。
事实是钦托——就像我小时候——不懂这些事，镇子里，也许除了某个曾经远离的人，没有人知道这些事。如果我想与他相互理解，与在镇里的每一个人相互理解，我必须向他谈到外面的世界，说我自己的事。或者最好是不谈这些：就像什么事也没有那样，把写在脸上和藏在口袋里的美国、热那亚、钱随身带着。这些事令人高兴——只除了努托，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努力理解我。
我看见人们在天使旅馆里，在市场上，在院子里。有人来找我，人们重新喊我“莫拉的那个人”。他们想要知道我做的是什么生意，我是不是买下天使旅馆，是不是买下公共汽车。在广场上，他们把我介绍给本堂神父，他说到一个已经破败的小礼拜堂；介绍给市政府秘书，他把我领到一旁，对我说，如果我们愿意寻找的话，在市政府里应该还有我的档案。我回答他说我已经去过亚历山德里亚，去过了医院。最不爱管闲事的人总是骑士，他知道当地所有古老的地点和过去的市长 (1) 的所有恶行。
在大道上和在那些农场里，我感觉好一些，但在这里人们也不相信我。我能向什么人解释说我要找的只是看看我过去已经看过的某个东西吗？看一些大车，看一些干草房，看一个木桶，一个栅栏，一朵菊苣花，一块蓝方格的围巾，一个喝水用的葫芦，一个锄头柄？我也喜欢那些脸，正如我经常看见的那样：满是皱纹的老妇，小心翼翼的公牛，戴着花饰的女孩，带有鸽楼的房顶。对我来说，已经过去的是一些季节，而不是一些年。我碰到的东西和谈话越是和以前的一样——大热天，集市，以前的收成，世界开始之前——越是使我感到高兴。还有汤，酒瓶，修枝刀，打谷场上堆的树干。
在这里努托说我做错了，我应该造反，在这些山丘上还过着一种牲畜般的、非人的生活，战争没有给任何东西带来好处，所有的一切还和过去一样，除了已死的人。
我们还谈到瓦利诺和他的小姨子。我们说，瓦利诺现在和小姨子睡觉，这不算什么——他能做什么？——可是在这个家里发生着悲惨的事：努托对我说，当瓦利诺解下自己的皮带，像抽牲畜一样抽女人们时，从贝尔波河的平原上，都能听到她们在号叫，他也抽钦托——不是酒，他喝的不多，而是穷，是这种没有出路的生活带来的愤怒。
我也知道了教父和他家人的结局。那个想要把房子卖给我的科拉，他的媳妇告诉了我这一切。他们去了科萨诺，用完了卖掉小房子得来的那四个索尔多，在那里，教父很老很老地——几年前——死在女儿们的丈夫把他丢弃的一条大道上。小女儿还是个女孩时就结婚了；另一个，安乔利娜，是在一年之后，她们嫁给了住在栎树的圣母 (2) 那里的两个兄弟，就在树林后的一处农场。她们在那上面和老头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她们制作葡萄和玉米糊，仅此而已；面包，她们每个月下山烤一次，因为住得太远。那两个男人劳动很猛烈，使牛和女人们疲劳不堪；小女儿在一块田里被雷电打死了，另一个，安乔利娜，生了七个孩子，后来因为肋间长了个肿瘤而躺下了，受苦和叫喊了三个月——医生一年上山一次——连神父也没有看见就死了。女儿们都死了，老头不再有任何人在家里肯给他吃的了，于是就在乡村和集市上到处转；科拉曾经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好像看到过他，长着一把白色的大胡子，胡子里满是草。他最后也死了，是在一处农场的打谷场上，他当时进去乞讨。
这样我也就不用去科萨诺找我的异父母的姐妹，去看看她们是不是还记得我了。那张开嘴躺着的安乔利娜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就像她母亲在去世的那个冬天那样。
然而有一天早晨，我沿着铁路，从我在莫拉那时走了许多次的那条路去了卡奈利。我从萨尔托山下经过，从鸟巢下经过，我看到有着触到屋顶的椴树的莫拉，女孩们的阳台，玻璃窗，柱廊的低矮的那一翼，我们那些人过去就在那里。我听到我不认识的声音，我走开了。
我由一条在我小时候没有的长长的林荫大道进了卡奈利，我立即感觉到了气味——是葡萄被榨后抛弃的残渣的、贝尔波河的微风的和苦艾酒的刺鼻气味。那些小路还是和过去一样，带着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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