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靠与不可能。斯捷潘诺娃自号“书籍饕餮客”，每日都要读上数百页，“如人之饮水，丝毫不惊讶于自己的不餍足”。由其担任主编的网站Colta.ru是一家颇负盛名的当代世界艺术与文化资讯平台，月浏览量高达90万。本书充斥着与朗西埃、塞巴尔德、克拉考尔、赫希、托多罗夫、萨洛蒙、伍德曼、戈德切恩、康奈尔、罗兰·巴特、曼德尔施塔姆等诸多哲学家、理论家、艺术家、文学家围绕记忆展开的对话、商榷与论争，在翻译过程中，我时时为作家涉猎之广泛、思维之敏锐、洞见之深刻而折服。为方便读者，我不得不做了两百余条译注，而书中所提及的人物与作品实则远远超过这一数字。

忧伤，是本书的基调。这忧伤源自家族命运的卑微——整个家族史犹如“一部未偿夙愿的清单”；源自犹太民族的命途多舛——世界各地的屠犹遇难者纪念馆、犹太公墓是作家拜谒悼念的必然场所；源自对于死亡的持续性思考——且看作家眼中的地铁：“有人背着一人多高的低音提琴，提琴装在酷似棺材的黑色套子里，还有人带着小狗，小狗安静得仿佛刚刚拍完遗照”；源自以记忆拯救过往的痴妄：“我仿佛乘坐一条不大牢靠的小船航行在混浊的黑色湖水中，每当我俯身靠近水面，立刻便有众多黯然失色的脑袋从湖底钻出。他们越来越多，像煮熟的饺子一样在沸锅里翻滚。看不清他们的面目，只得用笨重的长杆将其一一钩到船边，仔细辨认，却仍然认不出。在这些无声地翕动着嘴唇的脑袋中间，没有我的亲人；我的小船上也几乎没有空位，船尾堆满了装着未知货物的口袋。就像梦中每每发生的那样，这一切没有尽头，只有无声的、无出路的航行，谁也无法带走，甚至无法用手电筒照亮那些半张的嘴巴，猜测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但，这种忧伤是明亮的。这明亮源自对族人、对家人乃至对其遗物的温情：在赫尔松市档案馆，“趁着没人注意，我忍不住伸出手去，用手指肚摩挲了一会儿”祖太姥爷一个世纪以前留下的亲笔签名，那是关于他唯一残存的有温度的记忆；这明亮还源自对全体死者的人性关怀：作家反对一种基础性的不公，即“有趣”与“无趣”、“重要”与“非重要”的古老两分法，而将全体死者视为弱势群体，为其自由与人权鼓与呼，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波兰媒体才将本书誉为“死者人权宣言书”；这明亮还源自一种超越情感的哲思态度：作家始于“记忆所有人”的愿望，迷惘于记忆的徒劳与虚妄，最后终于与记忆达成了妥协——“关于他们我所能讲述的越少，他们于我便越亲近”。阅读本书，仿佛在一个暴风雪肆虐的冬夜，和作家一道围坐在温暖的火炉旁，翻看一本本泛黄的家族老相册，聆听每一张老照片背后的遥远故事，及至一切氤氲开去，空余一片辽阔。

沐浴着这种明亮的忧伤，我完成了书稿的翻译；而在校对译稿时，我突然发现了原文的一处纰漏——关于太姥姥萨拉的年龄。在第一部第三章《若干照片》中描述了一张名为“街垒中的外祖母”的照片，拍摄于1905年12月，说“排在左一的是太姥姥萨拉，时年十七岁，但显得比实际年龄要成熟”。第三部第一章《命运难逃》在提及1905年10月17日的革命游行时又说：“就在这个队伍里，被夹在无数散发传单的男女学生中间，跟某人手挽着手，走着十七岁的萨拉·金兹堡。”两处文字共同指明：1905年萨拉十七岁。然而，同在第三部第一章的后面几页却明明白白地写着：“在萨拉·金兹堡1924年办理的身份证明中，出生地标注为萨拉托夫，而在她后来的自传中却说是波钦基。出生日期倒并无出入，都是1885年1月10日（按如今的新历是1月22日）。”据此推算，1905年萨拉当为二十岁，何来十七岁？

这一发现令我困惑不已，不知作家何以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后来我想到：如此明显的疏漏作家是不可能意识不到的，想来是有意为之。首先，对于家族记忆的追溯、对于已故宗亲的认知是一个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自然过程，很多之前深信不疑的事实，到头来其实是讹传，正如书中所说，“在母亲的讲述中还掺杂着众多的虚虚实实，那是世代相传、添油加醋的结果”。其次，这似乎恰恰构成了关于记忆之不可靠的一种隐秘启示。本书虽是纪实性的，其间却引用了大量真实的档案资料与手稿，但作家所致力于完成的，并非一部准确无误的家族史，而是在自我头脑中复现主观的家族记忆，连同其全部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与不可靠性。文件、档案，即令是至亲的手稿有时也不足为凭，一如廖吉克从列宁格勒前线发来的“一切照旧”，抑或父亲写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虚假繁荣”。

我向玛丽亚去信提出这一疑问，她在回信中说：“关于太姥姥萨拉·金兹堡的年龄，我所掌握的信息的确是互相矛盾的，且未能求证。按照家族的说法，1905年萨拉正上中学（约摸十六七岁的年纪），而这是比较符合实情的，中学毕业之后她本该接着考大学，但逮捕和流放打乱了这一计划，她只好改去蒙彼利埃和巴黎留学。但她在后来的自传中说自己是1885年生人，据此推算，1905年风潮时她的确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