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正面背面

妥协的复杂体系。其中还描述了一些纯属意外的情形，比如走夜路时不小心撞到了死者身上，感觉像撞到了冰冷的空气柱子。还有一本关于鸟幽灵的书，我原想从中摘录一段引文，可惜那本书是我在国外一家书店里翻阅的，我担心自己会记得不准。大体上类似于我和过去的谈判，同样基于确凿的事实，只是想要还原它们却只能凭借记忆，不确之处在所难免，好比凭借一只鸟爪或一根羽毛还原鸟儿的全貌。

然而，过去之人轻易便可转变为某种完全陌生之物，这一点并非秘密。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 [9] 的一部短篇小说中，死去的飞行员从驾驶舱里拽出一根焚毁的原木，说：“我的领航员原来在这儿。”这个虚构杜撰的故事有一个真实的孪生兄弟——另一位小说家、苏联作家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 [10] 临死前做的一个梦。在梦中，他和安娜·阿赫玛托娃一起参加了世界文学家大会，不知为何是在希腊召开的；在那个年代，出一趟国不比下一趟阴曹地府简单多少，因此，伊万诺夫于1963年夏在医院梦到的这次奇异旅行带有鲜明的彼岸色彩。“早晨我下楼，看见阿赫玛托娃正坐在桌边哭泣。我就问她：‘安娜·安德列耶夫娜，你这是怎么了？’她回答说，她在这个桌子里看见了她的儿子，只不过他是粉红色的，而桌子却是黑色大理石的。”

梦的记录并非有意的含混不清：精神恍惚的阿赫玛托娃是否在抛光的大理石桌面见到了自己儿子的脸庞？——他被外人抚养成人，远离自己长大，被捕，再次被捕，被无数的劳改营折磨得面目全非；抑或和化身领航员的烧焦的原木一样，梦中的桌子便是她的儿子——四条腿的大理石孩子，黑色代替粉红色，是她在不可能的希腊天国里找到的小男孩列夫？石桌-儿子，人们在其上停放准备下葬的尸身，就像使徒用来清洗耶稣尸身并涂抹香膏的那块石板。在《安魂曲》中，阿赫玛托娃将尚在人世的儿子比喻为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将自己的痛苦比喻成圣母的痛苦；多年以后，儿子回来了，紧接着再次被捕，仿佛跨越死亡的边界并再次返回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一样。

另一个同样在战争头几年就落得孤苦无依的人是哲学家雅科夫·德鲁斯金，他是真实艺术协会（列宁格勒的青年诗人团体，在20世纪30年代结成了一个紧密的小圈子，其在苏联现实中的存在空间被日益压缩）的朋友和同路人。他们未被纳入官方的作家机构——既是出于个人意愿，也是由于其作品的激进主义完全不符合当局对于同路人（即虽与苏共官方路线并不吻合，但努力跟上不掉队的作家）的期待——而是在一段时期内暗自开放着：在儿童文学杂志工作或兼职，创作讲述奇遇和变形的诗歌和短篇小说，玩纸牌，跳舞，在彼得保罗要塞狭长的沙滩上晒太阳。慢慢地，他们所聚居的那个昏暗僻静的小房子越来越拥挤，而他们本人也越来越惹眼。有的被逮捕并流放到了别的城市，有的丢掉了工作，但他们终究又回归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已经纤薄到了何种地步。丹尼尔·哈尔姆斯——大概是真实艺术协会中最著名的一位——的日记中混杂了形而上学的陈列，祈祷，对于女性衣褶与香气的思恋，以及蛛丝马迹的信息——没钱，没处借钱，忍饥挨饿。哈尔姆斯最后正是死于饥饿，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里，在1942年可怕的围困之冬。被逮捕的亚历山大·韦坚斯基于1941年12月被强制疏散时死在货运列车上。1941年9月，列昂尼德·利帕夫斯基在前线失踪。尼古拉·奥列伊尼科夫比其他人走得都早，还在1937年就被枪决了。

德鲁斯金是唯一尚在人世者，连他自己也不确知，自己因何、为何会被从死亡名单中剔除。他与逝去者的交谈须臾未曾中断。在他的哲学笔记中，对于梦的记述开始占据越来越多的篇幅，他在梦中看见被杀害的同伴，试图证实那确是他们，他们终于回来了。但实验毫无效果，他什么也没能验证出来。他和同伴们一起剖开了一个被当成利帕夫斯基的人的胸膛，“以便验证这究竟是不是梦”，但随即就忘了自己在干什么。有些亡灵不愿意与他相认，有些变成了苏联作家（就像有人变成了烧焦的原木、大理石桌子、衣柜那样）。1942年4月11日，德鲁斯金在日记本中记下了与已故友人的又一次会面。他们经常走进他的梦里，比生者要频繁得多：

我们又一次全体聚在了一块儿，我准备了一些苏打水作为招待。我们看着彼此，开怀大笑。我们变成谁了呢？这是Л.（Липавский—利帕夫斯基）。我俩变得比其他人更厉害。这儿还有另外一个Л.，几乎已经完全认不出了。又来了第三个Л.，我大概永远不会相信，他就是Л。哈尔姆斯呢？我也许根本认不出他，也许这并不是他，但应该是他。还有另外一些人，其中一个是舒拉（韦坚斯基），但哪一个是呢？还有个“普尔卡诺夫”，连姓氏都换了。

“普尔卡诺夫”是个罕见的姓氏，在德鲁斯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这么个人，它就像一身伪装服，被梦披在了某个不明身份的人身上。这次他的确隐藏得很好，我们不知道他究竟何许人也。也许，他便是沉睡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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