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阿莱夫与后续

做晚餐，宰杀之时，这条鱼在案板厨刀之下突然开口，说了一句犹太人临死前常说的祷文（当然也可能还说了些别的什么），但为时已晚，它的头已经被一刀斩断。这桩怪事传到拉比 [2] 耳中，他担心灵鱼冤魂作祟，于是将其好生安葬，埋进了公墓。有时难免会觉得，自己就像这条鱼，像酉时的葡萄园工人 [3] ，像临终悔过之人，直到最后一分钟才说出必要之话，做出必要之举。

维也纳的每一座博物馆都在做着与我所做的类似之事，而且个个别出心裁。造型博物馆有间家具展厅，陈列的不是实物，而是其幻影——长长的白色屏幕上投射着索耐特椅子的弧形阴影。屏幕上还标注着这些摇椅和圈椅的名字，酷肖人名，诸如“海因里希”或者“莫里茨”，那个“海因里希”很像我家那张祖传的、靠着三条腿支撑到今天的藤椅。旁边的黑色天鹅绒上放着一件古老的钩花织物，上面是鸟羽状的针叶林图案，看得出来，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窟窿和空白构成的，一如我的故事由大量的空格和留白构成。

自然史博物馆的窗玻璃仿佛蒙着层什么东西，整个维也纳都像是蒙上了厚厚一层尘埃。在复古的幽暗中，拉马克进化阶梯在反向旋转。先是来自自然实验室的标本：大大小小的熊，长斑点的大猫，头上长角的鹿和羚羊，长颈鹿等等。接下来是鸟类标本，不如兽类那么活灵活现，身子蜷缩成一团，但色彩仍旧保存完好。在鹦鹉和乌鸦中间，有一只灰色小鸟，羽毛蓬乱，尾部眉梢各有一些奇特的红色光泽，学名橙颊梅花雀。我朝它点头致意，继续朝蔓足亚纲和环节动物，朝竖直浸泡在酒精里的鱼类走去。

卡尔·克劳斯 [4] 曾说“Immer paßt alles zu allem”，即“everything suits everything”，用茨维塔耶娃的话说，“всё рифмует”，一切彼此契合。城市建筑的每一个元素似乎都变成了隐喻，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我解读我的历史，这固然有趣，却无关紧要。因为我知道，这次讲述的真正的“阿莱夫”，已经被装进了我的口袋。

那是一个相当简略的白瓷小男孩，三厘米长，光着身子，一头鬈发，若非腿上的长袜，很容易被人误认作丘比特。这是我从莫斯科的古玩市场上淘来的，在这个地方，人们会直观地感受到，“过去”是件昂贵品。但偶尔也能捡到些便宜物件。那次，我在一个专卖各种妇女饰物的摊位发现了一个盒子，里面放着成堆的白瓷娃娃。奇怪的是，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多多少少都带着点残疾：缺胳膊断腿的，带豁口的，有疤痕的。我挑拣了老半天，终于挑出一个最漂亮的。他保存得相对完好，浑身泛亮，鬈发和酒窝清晰可见，网纹童袜也还好好的，尽管后背有一块黑斑，还没了双臂，但已经令我爱不释目。

我当然也随口问了问女摊主，还有没有更完好的，作为回答，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据她说，这些瓷娃娃出产于德国某城市，自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连续生产了半个世纪。当时它们随处可见，食品杂货铺和日用品商店都有卖。但这些造价低廉的瓷娃娃最主要的一个用途，是作为货物运输时的减震垫，以免贵重物品在运输途中相互磨损。换言之，这些瓷娃娃生来就是为了牺牲的。二战爆发前，这家工厂停产了，堆满瓷娃娃的仓库被锁死，后来遭了轰炸。又过了很多年，货箱被打开，瓷娃娃全部变成了碎片。

听完这个故事，我当即买下了自己的那个瓷娃娃，既没有追问工厂的名字，也没留下女摊主的电话，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已经找到了这本书的结尾，如同习题集里通常附在最后几页的参考答案。这个瓷娃娃带有多重寓意：首先，没有任何一段历史可以完好无损地流传下来，不是脚会受伤，就是脸会刮花；其次，空白和缺陷是生存的必然伴侣、隐秘发动机和加速装置；再次，只有伤痕将我们从批量产品变成独一无二的单品；最后，我自己也是这样的瓷娃娃，20世纪集体灾难的批量产品，同时也是其survivor和被动受益人，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

被我选中的瓷娃娃还算是幸运的，那些没有脑袋的只好继续躺在盒子里。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根据一百多年前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断言，只有新的、完整的东西才被认为是美好的，而旧的、破碎的则被视为丑陋的。换言之，物品的完好性是其优点与体面的标志，舍此便无法获得人的青睐。

正是如此。即便当我思考一切幸存的物证的不完整性时，内心深处仍在期待它们的完整性。瓷娃娃也是一样，他的破损不能太厉害，简单地说，我希望他至少看上去是顺眼的。带着瓷娃娃离开时，我忽然想到，我之前读到过类似的东西。那是茨维塔耶娃的一篇散文，讲述了她小时候在特维尔林荫道普希金雕像旁玩耍的往事：

我跟普希金经常玩一个我自己发明的游戏：我会在诗人脚边放一个小拇指（小孩的）大小的瓷娃娃，餐具铺就有卖，20世纪末长在莫斯科的人都知道，像什么躲在蘑菇下面的土地精啦，撑着雨伞的孩子啦。我把这样一个小物件放在巨大雕塑的脚下，低下头，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