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阿莱夫与后续

关于物品我已经讲了太多，但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些我为之写作此书的人，早在写作开始之前很久就已不在人世，因而物品便成了他们合法且唯一的替代者。以花体字母刻着太姥姥姓名缩写的胸针，祖太姥爷的晨祷服，那几把奇迹般地活过了几代主人、两个世纪和两座房子的圈椅，于我而言同等亲切，一如家族相册中陌生的亲人。它们所提供的信息是不无欺骗的，却像火炉一样，传递着持续不断的温暖。我立刻又想到了加利娅姑妈，还有她一辈子积攒的剪报和日记，我明白，什么都保存不下来。

托芙·扬松 [1] 有一篇故事，讲费尼钟夫人预感到浩劫将至。她将祖父的银器擦得锃亮，将肖像画的画框擦得一尘不染，把很多块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壁毯清洗干净，惶恐不安地等待灾难降临，唯恐失去这些东西。飓风如期而至，一下子将整栋房子拔地而起，连同其中的银茶壶和绣花餐巾。一切过去之物皆随风而逝，只剩下一片未来的空地。而费尼钟夫人孑然一身立于浅滩，怀里抱着仅存的一方壁毯，心存庆幸，一贫如洗。

我在维也纳曾经住过的一所房子建造于1880年。在其后院，如套娃般嵌套着另一栋白窗小屋，建于1905年，当家族开枝散叶，老屋容纳不下之时。女主人约莫七八十岁，深眼窝，高颧骨，声音低沉，谈话末了告诉我，她在这儿住了一辈子，自打1948年返回以后。想要了解来龙去脉，自然应当打听一下她是哪年离开的，又是从哪儿返回的，但我们的礼节性交谈并未如此深入。屋内，电视机遥控器旁漫不经心地放着一本家谱，装帧古典而华美，制作于1918年。在将房子连同全套家具出租给我时，女主人对这些两百年的老古董丝毫没有小心在意：橱柜里的瓷器摆放得跟书架上的书一样密密麻麻，箱子早就被废旧银器压弯了，墙上满满当当地挂着肖像画、油画，大大小小的桌子上随意散落着古老的金属火柴盒，相册里有很多题赠纪念品（其中夹着一张新年贺卡，时间是1942年，使这个家族的历史略微明朗了些）。这座高窗子宽楼梯的白房子住户可以随便出入，好像那不过是一间小仓库，没什么好丢的。每天晚上都能听到里面叽里哐啷，我猜大概是女主人在往里头塞什么东西——一些多余的、妨碍她入睡的历史遗物——然后迁居到她的后院小屋里，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离我工作地不远处有座犹太公墓，是全维也纳最古老的，这是我信手翻开博物馆商店的一本旅行指南时偶然发现的。公墓好像始建于1540年，二战期间被夷为平地，战争结束后决定在原址重建。这才发现，所有墓碑都还好好地埋在地下，于是它们被挖出来，竖到宽阔的草坪上去——彼时此地已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养老院。

正值初冬，第一波寒潮突如其来。街道渐次变窄，左边耸立着伦敦式的蔚蓝色二层小楼，上面还挂着椭圆形铭牌，镌刻着曾经在此居住的伟人名讳。公墓这里却既没有铭牌，也没有人，显得愈发清冷。轩敞的大厅里，许多衣着单薄的老人在躲避风寒。他们一个个老态龙钟，假如傲慢的房东太太看上去有七十岁，那他们恐怕足有一两百岁了。他们瘦骨嶙峋，弯腰驼背，像一只只小虾一样缓缓移动，转动轮椅或迈动双腿，轻搀着彼此的胳膊。他们脸上挂着一模一样的孱弱微笑，走到女护工跟前，仰着脸或问或答。我也上前询问，然后被告知该怎么走。

楼房有一个长而宽的阳台，面朝圈着院墙的墓地。地上的草被强风吹得乱摆，在阳台下数米深处，宛如被挖掘出的古罗马地下遗址。其设计构思不言而喻：阳台被故意建成了这样的高度，以便过去清晰地呈现为过去——重建的，被圈起的，消逝的。没办法下到底下去——有楼梯，却被牢牢锁着。

底下好像在施工，墓地远处一角搭了一座临时工棚，长长的绿色斜顶，两个人正在工棚角落不慌不忙地鼓捣石头。墓碑们面朝我而立，不似寻常公墓的靠背椅式结构，而更像是一扇扇大门，不知通往何处的传送门。在我母亲安眠的维尔茨堡公墓，时不时便会出现一些新鲜图案，作为对生者的小小问候，诸如一团火焰、一双赐福的手、一颗六芒星。但这里没有任何此类东西，而只有字母和文本。这座公墓可以被当成一本书来阅读，零乱的书页无规则地拼接在一起，大部分书页上的字母构成向上拱起的半圆，唯有一页自左至右拼成了一匹小马，又或是一只小兔。

与此同时老人们继续向某处移动，走过了亮着灯的窗玻璃。餐厅里，穿白大褂的姑娘正用心擦拭餐桌。阳台上别无他人，无论在吸烟区的烟灰缸旁，还是在远处咕噜作响的小喷泉旁。喷泉池的黑色水面上，几只黄澄澄的小鸭子正肚皮朝上兀自嬉戏。据指南上说，当年墓碑挖出了足有两三百座，但眼前所见却远没有这么多。

墓地上的草长得很高，不像城市草坪，而像是荒地上疯长的那种野草，随风翻腾着绿浪。

那里有座很有意思的墓碑，是我在几天后才得知的。友人问我，有没有发现一条鱼。我这才反应过来，那些堆在一起的鹅卵石原来是条摇头摆尾的大鱼。这里头有个典故，说维也纳的犹太人西梅翁买了一尾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