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声音，俞锐抬眼一看，随后按掉手机屏幕走过去。
来人叫诺布，年过三十，是俞锐亲手带出来的，也是藏区医院唯一的神经外科医生。
刚走近，诺布就把俞锐的行李箱接了过去，俞锐本想拒绝，但架不住对方力气大，最后只能作罢。
俞锐无奈道：「不是都跟你说了，我自己过去就行，怎么又专门跑来了。」
「没关係，不碍事，咱们这边黑车司机挺多的，我怕你吃亏，还是亲自来接比较放心。」诺布笑着把他带到一辆灰色麵包车跟前，拉开车门，将行李放到后座。
藏区紫外线强烈，常年生活在本地的人，大多皮肤暗黄髮黑，就连笑起来都憨厚可爱。
上车后，诺布本想先把俞锐送到酒店，俞锐抬手看了眼时间，回绝道：「不用去酒店，现在还早，直接去医院吧，先看看病人情况如何。」
「好的俞哥，那等会儿我再开车把你送过去。」诺布曾经跟在俞锐手底下两年，知道他是个什么性格，便没再坚持。
手动挡的老式麵包车，诺布握住手剎来回拉动两下，踩着油门儿便直奔医院。
这次需要手术的患者是一位70多岁的藏区牧民，名叫格勒，当地村民和牧民都叫他格勒姥爷。
二十多年前，格勒因为一场意外衝突，头部和面部同时受到重创导致昏厥。
当时条件有限，送到医院后，接诊医生也就只是给格勒姥爷做了简单的清创处理，既没拍过CT，也没做过任何其他脑部方面的检查。
之后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着。
直到俞锐五年前到藏区医援，带着一隻医疗队专门去到游牧区给当地牧民义诊，格勒姥爷因为经常性头痛来找俞锐看病。
就因为这次检查，格勒姥爷此时才知道，在过去二十多年，他脑子里始终都插着一根长达10cm的钢条。
这种情况实在太少见了，别说医疗队成员全都瞳孔地震，惊讶到失语，然后纷纷放下手头上的活儿跑过来围观。
就连俞锐自己也从未遇到过类似病例。
换做其他人，也许普普通通一次颅脑损伤，就有可能导致他们致残致死。
而格勒姥爷的颅内异物，无论是从长度，还是从插入深度看来，都极其凶险，可偏又完美地避开颅底外侧。
甚至不曾对任何神经功能区造成影响，以至于他能在这二十多年，毫无所觉地携带异物生存。
即便如此，随着年龄增长，个人抵抗力逐渐下降，异物导致的颅内感染便会愈发严重。
所以格勒姥爷才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头痛。
俞锐在义诊当天就告知对方，必须儘快手术取出异物，否则他的情况只会恶化，而且随时都会危急生命。
但格勒姥爷却不同意。
藏区牧民长期生活在高原地区，无论是生活习惯，亦或是种族文化，始终还是和其他民族存在着许多差异。
开颅手术对他们而言，基本属于禁忌，大部分人只要听说手术要开颅进行，便一脸惊恐地频频摇头。
加上游牧民族居无定所，格勒姥爷本人除了一名年仅五岁的小孙子，再无其他别的亲人。
因此，无论俞锐怎么劝说，对方始终不肯接受手术。
百般无奈之下，俞锐只能让诺布定期给格勒姥爷做检查，以便跟踪他的病情进展。
麵包车停在医院，下车后，诺布带着俞锐径直就往监护病房走。
藏区这边医疗条件有限，住院大楼也相对简陋，上楼下楼连电梯都没有，只能靠步行走楼梯。
路上，俞锐问他：「格勒姥爷上次过来检查是什么时候？」
「半年前，」诺布说，「就你春天来医援那会儿，后面就一直没来过，听达瓦说他们这次去的地方太远，中途好像一直就没回来。」
达瓦是格勒姥爷的孙子，今年刚满十岁。
病房门口，达瓦抱着胳膊蹲在地上，下巴抵住膝盖，怯生生地把自己捲成皮球。
听到有脚步声靠近，他才缓慢地抬起头来。
待看清来人是俞锐后，达瓦很快站起身，眨巴着两隻圆溜溜的眼睛，嘴巴里「啊啊」了两声。
他身上还穿着藏袍，衣服显然是不合身的，刚一站起来，左肩上的袖袍便往下滑出一大截。
俞锐走到跟前，抬手帮他往上提。
游牧的藏民，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下，导致达瓦的皮肤黑黄黑黄的，但脸颊却又是红扑扑的两块，跟抹了腮红似的。
达瓦是聋哑人，不会说话也听不见，俞锐便半蹲下来，冲他比了几句手语。
看明白对方意思之后，达瓦先是激动地眼眶一红，不停地点头，接着又着急地用手语回復他。
其实俩人比划来比划去，一共也没说几句话。
无非就是俞锐告诉达瓦，他爷爷现在的情况很严重，手术不能再拖了，然后跟他说，你现在是小男子汉，不能害怕不能哭，等你爷爷醒了，你还得好好照顾他。
达瓦是格勒姥爷捡来的，俩人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彼此的依靠。
这些年格勒姥爷始终不愿意手术，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担心手术要是有个万一，达瓦年纪这么小，以后一个人该怎么生活。
俞锐每年都来藏区义诊，每次来都会去看望爷孙俩，所以达瓦对他很熟悉，也很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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