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月底剩余的钱连买块花手绢都紧张。我还记得当年自己都十岁了，父亲出差去南方，给母亲带了一条羊毛围巾，她竟激动得半夜起来试戴。那条羊毛围巾后来成了我母亲心中的爱情标志，尽管现在都穿羊绒了，还不舍得淘汰。杨太太不仅没有孩子，连其本人和夫家都仿佛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经年不见一两门穷亲戚造访。于是，她可以安然地在自家小院里侍弄花草。每到春天，她家的小院就格外养眼，姹紫嫣红；盛夏时分，茂盛的爬墙虎便在她那三分小院里散布浓荫。那时的人大多为生计奔忙，少有闲情逸致摆弄那玩意儿。即便得个空也是在院里养两只鸡鸭，下几个蛋补贴伙食。我们小时候都是跟鸡一起跑大的。基本上，芦花鸡在家里的地位要高过孩子，可以任意在地上啄啄，在我们碗里啄啄。小时候身手敏捷，母亲一声令下，我追不出几步就能逮着她点名的鸡。现在不行了，肚子出来了，腿也粗了，鸡在眼前散步我都抓不着。
那年月，大人都是天不亮就要投入战斗。女的忙着打醒昏睡的孩子，手忙脚乱，骂骂咧咧地把老大从热被窝里拖出来，给老二穿衣，给小三子喂奶。男的则套上衣服就奔炉子而去，开了炉门，熬上粥，然后直奔菜场。杨太太少了这些凡人的琐事，便过上了八旗遗老遗少的生活。她沿着屋檐挂了一排鸟笼，养了一溜小鸟。每天清晨，空气中还漾着薄雾的时候，她便选择性地提着个鸟笼，去不远处池塘边的小竹林里溜达，也就是现在流行的健身或早锻炼。兴致好的时候，她会在竹林深处咿咿呀呀地吊嗓子。杨太太以前是干什么的，没人知道。但大多数人猜想她定是什么艺苑出身的，受过科班训练。因为她可以毫不费力地唱上一整出折子戏，唱念坐打，眼波身段有板有眼，举手投足间俨然透着练家子的气派。在那些大院的土包子眼里，这根本就是个艺术家了。不过杨太太的艺术生涯早在她来我们大院以前就终止了。因为她先生的关系，她跟来后被安排在一个闲极无聊的科室搞校对。杨太太不但没融入赤色革命中去，反而搞消极抵抗。她原本是有一套行头的，据我父亲说是“贵妃醉酒”的那一套，凤冠霞帔，大红锦缎，当初被极其醒目地别在她家迎门的中堂上，旁边配以一把紫檀色的梨花木京胡。我父亲曾有幸目睹杨太太的舞台风采。那是庆祝国庆的大院自办晚会上，秦社长拉京胡，杨太太登场，表演了一段霸王别姬，台上那摄人魂魄的气势和哀婉的唱腔让一大堆门外汉报以热烈掌声。父亲直到去年还在学虞姬抖袖的样子，“手颤了几十下，不疾不徐，都没从那长袖里伸出来，只伸出一长指甲，人家就拜倒了。”我母亲冷眼瞟着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回道：“是人家，还是你啊？”可惜那套行头，因为杨太太在“文革”中拒唱“沙家浜”、“红灯记”之类的曲目而被付之一炬。
这个故事的铺垫实在够长了。下面才是那段扯不清的风月。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杨太太的先生比杨太太年长许多，那时候总也近六十了吧？一副孱弱公子的样子，还是那种让婢女搀扶着半依在亭台楼阁间，望着雪中红梅，轻叹一声，咳两口残血的多愁善感的富家公子。可惜时运不济，解放时被组织了，丢了万贯家财不说，还被挤得与平民为伍。尽管如此，这个落毛凤凰倒有几分架势残存。这只是我依言的想像，即使与当年的贵族有半面之缘，那记忆也早已模糊不清。在我懂事的时候，他好像就过世了。
文革的事我已没有印象，只记得满目的萧瑟和凝重的面容。然而对于孩子，童年时光始终是快乐的，只知道成天疯玩。曾调皮到颠着脚去按杨太太家的门铃，一听到“叮咚”的响声和渐近的脚步就欢呼着拔腿跑。那时候门铃可是个稀罕物，是生活档次的标志。谁有那闲钱高雅到省了叩门的劲儿？钱是没有的，只剩一把傻力气了。
他们爱情的起点，我猜想是一个唱戏一个伴奏。起初秦社长是杨家的座上宾。秦社长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着团结进步的旗帜老慰问隔壁的邻居。不晓得对家的公子爷是不谙世事，还是装作不知，总之搞起了夫人外交。再后来就亲热到大家常可以在半夜九点以后还闻到琴瑟和谐。秦社长是那个拉胡的，杨太太是那个唱戏的，拍巴掌请好的便是须发斑白的公子爷，窗外映出的景象却也其乐融融。我之所以说半夜九点，并非笔误。那个娱乐贫乏的年代，大家都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哪里有什么灯红酒绿？大人们夜晚惟一的乐趣就是几家搬个凳子，搭个凉床，打着蒲扇侃大山。小孩子就坐在凉床上玩“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坐飞机……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打倒蒋介石”之类全国通行的游戏。间或听见噼里啪啦用扇子驱赶蚊子的声音。这还是漫漫夏夜。若赶上冬天，大家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虹云的新闻之后，就拉灯上床睡觉了。通常不过八点。
革命形势在大院里变得异常尖锐起来。秦社长根正苗红，年富力强，要想搬倒这棵常青树实非易事。有敌对派便想着从生活作风上把他彻底斗倒，再踩上两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进而达到占山为王的目的。回顾历史，也许无数政治斗争的背后都掩藏着羞于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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