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不公平的”贸易；他的目的不是关闭国门，而是各国国门打得一样开。但真要实现经济民族主义目标，特朗普这样的人也没有什么办法。为什么他特别热爱打关税战呢？因为在所谓“有限政府”的理念下，政府能动用的政策工具很有限：它不能限定汇率、很难盖工业园、很难指定产业补贴、税收和工资方面的影响力也很有限……所以看来看去，最方便下手的就是关税，而这一招恰恰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造成双输局面。
当然，这只是部分西方人的看法。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政府在经济中保持重大角色，经济保持相当的国有成分，本来就是中国特色，这就是我们的经济模式，为什么一定要按你们的模式来下棋？“发展型国家”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特色，诸多东亚国家在经济的起飞阶段，都有过这种政府强势干预的倾向。所以，相当程度上，经济水平竞争的背后是经济模式竞争，经济模式竞争的背后是制度甚至是文明竞争。
全球化中的“三难困境”
不管这个争论谁对谁错，它的后果是，一些西方国家发现，他们本来引以为豪的一些制度元素，比如自由金融、劳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反而成了竞争负担。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曾经用一个词概括西方国家在全球化面前的困局，叫作“三难困境”（trilemma）。我们都听说过“两难困境”（dilemma），但是罗德里克说，全球化带来一个“三难困境”，因为全球化、主权国家和民主政治很难兼得。
何以如此？根据罗德里克的说法，如果想要全球化和主权国家，就很难兼顾民众问责——问责政治捆住政府手脚，使政府很难大刀阔斧地行动，营造竞争性的投资环境；如果想要主权国家和民众问责，那老百姓可能就会选择关起门来，减少竞争压力，不搞全球化；如果想要全球化和问责制，那就得全球各国一起决定税率、工资水平、知识产权政策、汇率政策等，免得资本家到处寻找税收洼地、劳工权利洼地，但是，那样的话，就得放弃国家主权。因为哪一个都很难放弃，所以就构成了一个“三难困境”。
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悲观。超级全球化虽然给西方的蓝领工人带来一些挑战，但也给西方的广大消费者带来巨大而真实的好处。没有大量的“中国制造”，哪有沃尔玛里便宜到感人的生活用品？而且，中国的崛起，反过来也给西方国家带来巨大的市场，给他们带去了很多新的就业。更重要的是，有研究表明，过去几十年，对西方蓝领工人造成最大冲击的，其实不是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而是生产自动化，简单来说，更主要的，是机器让工人变得多余。从这个角度来说，特朗普试图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无异于刻舟求剑，因为面对AI的崛起，别说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工人，工作也会受到冲击。
所以，很多全球化的挑战，本质是发展的代价。很多人都知道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名言：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创造性毁灭”。当年发明电灯的时候，肯定也造成了一批蜡烛工人失业，但我们会因此放弃电灯吗？显然不会。不过，一个好的社会的确应当尽量帮助那些蜡烛工人找到新的生计、过上体面的生活。市场竞争是残酷的，但是，当它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帮助无数人脱离贫困，激发人的创造性和奋斗精神，它或许又代表了另一种人道主义，一种更深的人道主义。在一个国家是这样，在全球范围内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