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讲，我们来谈谈“经济全球化”。在今天这个时代，要讨论各国政治，全球化显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欧美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右翼民粹主义的上升，特朗普当选、英国退欧、欧洲一批右翼政党支持率上升，都是这个趋势的表现。对此，很多人感到困惑：为什么特朗普这么“不靠谱”的人都能当选总统？为什么英国在欧盟里好好待了那么多年突然要退出？为什么岁月静好的欧洲居然出现了极右的死灰复燃？人们追溯各种原因，找来找去，找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何以成为问题？
这个看法的逻辑是这样的：经济全球化虽然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给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带来了大发展，却牺牲了西方国家的蓝领工人，尤其是制造业工人。为什么？因为很多工作都跑到发展中国家去了，就算是留在发达国家的工作，工资也被压低了。这些被经济全球化抛弃的人一气之下动员起来，把右翼政治家选上了台。
先搁置这个观点的是非对错不说，这个观点的出现本身就让我非常感慨。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核心论断是：西方发达国家，至少西方国家的底层，是全球化的受害者。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左右，我学的教科书是控诉全球化如何戕害了发展中国家。当时流行一个理论，叫作“世界体系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世界被分割成所谓的“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中心地带”由于贪得无厌，不断从“边缘地带”榨取资源，将其陷入永久的贫困。因此，所谓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本质上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可能通过全球化实现翻身。
所以，当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初发展中国家被认为是全球化的牺牲品，发达国家是受益者，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居然180度转弯，发达国家变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而发展中国家成了受益者。由于这个弯拐得实在太大、太快了，很多左翼人士都没反应过来——他们中很多人20年前还在抗议WTO、抗议全球化，但是现在，如果发生同样的抗议，针对同样的斗争目标，喊出同样的口号，这些抗议者可能不会再被视为“左翼进步主义者”，而会被视为“右翼民粹主义者”。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一些民众会把自己看作全球化的受害者？或许，“连通器原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变化。
大家在中学都学过“连通器原理”，就是相互连接的容器，如果我们把阻隔液体流动的关卡给撤掉，容器不同部位的水平面最后会趋于一致。全球化是什么？某种意义上，全球化就是构建一个“连通器”，它把世界各地之间的关卡都给撤掉了——撤掉之后，高处的水就哗哗流下来了，而低处的水则蹭蹭涨上去了。这一跌一涨，就出现了政治问题。哪怕各国生产率都提高，总体水位会上升，但是由于身处“连通器”的不同位置，也就是说初始位置不同，水位上升的幅度是大大不同的。
在这个水位变化的过程中，冷战的结束是一个关键时间点。冷战的结束打通了东、西两个阵营，两个大水池连成了一个大水池，推动了一波新的全球化浪潮。1995年，WTO替代《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贸易自由化更上一层楼。2001年，中国加入WTO，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多边、双边的贸易组织和贸易协定也层出不穷地冒出来。所以，有学者将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称为“超级全球化”，以区别于历史上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赢家与输家
这个超级全球化的过程，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正面的影响毋庸置疑，因为连通器“高处”的资本进来了、公司进来了、就业进来了，把经济给激活了。中国是这个变化的典型。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哪怕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比较优势也格外明显：人口规模、劳动力成本、教育水平、储蓄率、政府的动员能力、吃苦耐劳的国民性格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率急剧下降，有8亿人脱贫，虽然其中有很多原因，融入全球经济无疑是其中一个重大要素。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词，叫“中或最赢”，别的领域不好说，经济全球化方面很可能的确如此。
但是，在大洋的对岸，故事却要复杂得多。2016年，几个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很轰动的论文，叫作“The China Shock”（《中国冲击》）。根据这个研究，1999—2011年间，中国的进口竞争以及产业转移让美国失去了大约240万个工作岗位。当然，这个数字也受到一些争议，因为截取不同的时间段、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很可能非常不同。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传统制造业造成巨大的冲击这一点，却没有很大的疑议。
除了就业，还有就是抑制工资的压力。对于美国的工人来说，本来他们在跟资本家谈判：“我们的工资很多年没涨了，今年的小时工资是不是该涨1美元了？”资本家还在那里头疼怎么回复呢，大洋对岸的中国民工举手了：“我能减10美元干同样的工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