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两讲中，我们谈到当代新兴民主遭遇了各种转型困境，历史不但没有在冷战结束后终结，“历史终结论”反而被现实的变迁给终结了。不过，人类常常有一种倾向，就是把自己这一代人所遭遇的困境，当作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每每夸大它的重量与高度。事实是，民主稳固的困境不是当代现象，自启蒙运动开始播散人民主权观念后，在政治近代化过程中，几乎所有老牌民主国家都遭遇过今天新兴民主国家所遭遇的“稳固困境”。比较政治学不仅仅是比较不同的国家，也是比较历史与当下，从中获得一个更辽阔的认知尺度。为了抵达这一视野，或许可以从第一波转型中第一艘“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说起。
什么是第一波民主转型浪潮中的“泰坦尼克号”？那就是“法国大革命”。众所周知，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等并驾齐驱，构成近代史上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起点。就民主化的深度而言，法国革命其实比美国革命走得更远，但是，其结局却比美国革命要惨烈得多。革命后的美国，虽然也充满党派斗争，奴隶制问题更是在后来引发了内战，但总体而言，其民主走向了稳固和深化，美国宪法穿越200多年的时空，至今仍然有效，并护佑美国崛起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相比之下，法国革命经历了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共和国、帝国再到复辟的过山车历程——讽刺的是，到了19世纪，类似的过程又循环了一遍。于是，从1791年到1852年，法国产生了七部宪法、两部宪章和一个补充条例。托克维尔曾讽刺道，法国60年里制定了九部或十部“永久性的”宪法。
更重要的是，法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人道主义代价。在1793年《惩治嫌疑犯条例》下，抓捕的政治犯可能高达50万人，占男性人口的5%，死于恐怖统治时期的人数大约在3.5万～4万之间——作为一个注脚，在290个著名革命家中，43%死于暴力，29%被执行死刑，其中大部分被送上断头台。[1]受难的也绝不仅仅是“反动贵族和教士”，研究显示，在巴黎革命法庭上被判死刑的人中，71%来自第三等级。革命引发的欧洲战争更是伤亡惨重，据估计，1792—1814年，由法国革命引发的战争导致欧洲大约30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大约140万法国人。[2]不但民主覆灭，它所引发的政治海啸可以说是遮天蔽日。相比之下，今天新兴民主转型的失败在“震级”上反而是小巫见大巫了。
更彻底的民主革命
法国革命是近代史上的第一场真正的“民主革命”。英国革命虽然比法国革命早100多年，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贵族和国王之间分权的一场斗争，直到1832年选举改革后，英国还存在选举权的各种财产门槛，著名的宪章运动正是英国工人争取普选权的抗争。美国革命虽然和法国革命几乎是同时爆发，并将大规模代议选举写进了宪法，但民主并不是美国宪法的最核心原则——最核心原则是自由。美国宪法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民主”二字，在阐释美国宪法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多处出现警惕“多数暴政”的观点。法国革命的“人民主权”精神则非常清晰。1789年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主权归属于人民，任何机构或者团体不得行使人民所未授予的权力”，“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参与法律的制定”，此类表述是英美《权利法案》中完全没有的。
作为这种人民主权观的体现，法国革命在民主实践方面比同时期的美国革命要激进得多。美国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之后——也就是革命半个世纪之后，才实现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而且仅仅限于白人，但在法国革命的1793年宪法中，成年男子投票权的财产限制已经被彻底废除，甚至，在这一版的宪法中，出现了一些其他同时期革命都没有的崭新原则——公共救济原则、工作权、公共教育权等。这个宪法的通过方式本身——公投——也体现了法国革命的民主性。美国宪法虽然也由各州通过才得以确认，但毕竟是由各州的议会投票通过，和法国革命中的全民公投不可同日而语。
法国革命的民主性不仅体现在制度设计上，也体现在革命实践中。与英美革命相比，法国革命是更根本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尽管革命始终有精英主义色彩，从君主立宪派到吉伦特党、雅各宾派、督政府再到拿破仑，都可谓革命先锋，但是“群众”的身影，尤其是“无套裤汉”们的身影，却比同时期其他革命中要显著得多。从攻占巴士底狱到进攻凡尔赛宫，从冲击巴黎王宫到包围国民议会，街头运动的力量都功不可没。这种力量最经典的表现，莫过于1793年6月2日无套裤汉对国民公会的武装包围。当时，雅各宾势力和吉伦特党人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为清除吉伦特党人势力，雅各宾派发动巴黎公社8万民众包围国民公会，要求驱逐并逮捕吉伦特党人。当国民公会主席传话出来要求结束这种武力威胁时，起义军的总指挥回话道：“告诉你们的蠢货主席，他和他的议会去死吧，一个小时之内不交出那22个人（吉伦特党人），我们就炮轰他们。”[3]最后，“群众”当然胜利了。这个“群情激奋、万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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