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乘坐158次直快车，从呼和浩特来到了大同。这班车从包头始发，经北京，开往江苏的常州，真是很罕见的一条路线。那天早上，从大草原上回来，吃过午饭，正好可以赶上这趟在中午12点半到站的列车。呼和浩特到大同，只有二百八十五公里，我将在傍晚6点左右抵达，原本是不必买什么卧铺的。可是，从草原上回来，到中国旅行社去取票时，那位热情的女同志却说：
“这班是过路车，怕没位子，所以给您订了张软卧票，舒服一点。”
舒服倒是挺舒服的，我一人独享一间卧室。但这么短的车程，却要六十一大元，外加十元的订票手续费，而且全都要收外汇券。然而，酒泉以后，我就和卧铺无缘了，而且这一趟也是我此行的最后一次卧铺了。
通往大同的铁路上，风景仿佛一幅长手卷，慢慢展开，让人一路浏览下去。秋天了，车窗外的主色调，是古老悲伤大地的那种黄土褐色。叶子已经落尽，枝丫变成抽象的雕塑。没落下的秋叶，金红色的，在简朴的主色下，分外抢眼。更叫人惊喜的是，偶尔还有常青的林木，在这大片萧索中出现，几乎又令人以为是冬尽春来了。一条小河在远远的麦田后流着。
卧室中只有我一人。四周寂静，没有人来打扰我欣赏这如此多娇的山河。但不管怎么说，我都只是一个过客。只有这里的农民，可以长年生活在这自然美景之中，和大地紧紧相依为命，过简朴的日子。这不也是一种福气吗？一种我无法享有的福气。下午，火车离开了内蒙古，进入了山西省界，我猛然想起了在酒泉买的那瓶山西汾酒，还没喝完。对着如此美景，只有酒，只有那种微醺的轻飘感觉，才能带引人升华，和这片风景交融。过去几年来，我独自一人走完了中国大地上的几乎所有铁路线。最美丽难忘的，还是这段前往大同的旅程。
大同就是北魏迁都洛阳以前的都城平城。第二天，我乘车去寻访城郊的云冈石窟。那几座大佛，盘坐或立足在山脚下已经将近一千五百年了。永远那么慈悲地笑着，石头雕成的笑。
云冈石窟第二十窟的大佛
游人在云冈大佛前显得渺小。大佛头雕着慈祥的微笑。
在大同，住宿在云冈宾馆。这宾馆的收据，后来竟成了我考据云冈的“冈”该怎么写的重要依据。台湾和香港的旅行文学和旅游资料，几乎没有例外地把这地名写成“云岗”。这其实是错的，但错多了却好像就变成对了。《辞海》等辞典只收“云冈”，没有“云岗”。我想最好莫如依照当地的写法。在云冈时，见到当地的商店招牌一律都用“云冈”。这“冈”字亦非“岗”的简体字。那宾馆的收据上也清楚印着“云冈”。
二
从大同，准备上京去。九月底，快接近国庆日，各地已经在严格控制上京的人口。买火车票时，得查看护照或介绍信了。可能也因为这种管制，上京的人突然剧减。我轻易买到了90次到北京的特快车票。夜班车，晚上10点42分开行，第二天一早6点多抵京。上车后，才发现位子多得是。大家都把三人或二人的硬座当睡铺了。
云冈第十八窟
读唐史的人上京，最先想到的，恐怕不是故宫、颐和园这些属于明清的遗物，而是白居易的《长恨歌》，还有那位乱唐的“轧荦山”安禄山。毕竟，当年的安禄山之乱，就在今天的北京附近爆发开来。《长恨歌》的前半段，不就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句吗？这渔阳，指的便是今天的北京地区。甚至，当初安禄山从西域到这里来出任范阳节度使时，他走的路恐怕也和我上京的路线大致相同。我们都是从漠北往东上京去的。
一早抵达，北京笼罩在一片大雾中，一连几天都没消散。雾里看故宫，多了一种凄迷的美。然而，北京除了出了个乱唐的安禄山之外，就没有什么唐或唐以前的遗物了。看来，我只得把时间花在吃喝和逛街上。
吃过了全聚德的烤鸭，和前门的小吃，逛完了王府井的商店和琉璃厂的书店，我再到西山去玩了一天。无意中，竟走进了曹雪芹的西山故居。
在少年“强说愁”的时代，我已经知道了西山的大名。那是在曹禺的剧本《北京人》里，见到那位生长在北平书香门第的曹文清，如何把“秋天逛西山看红叶”，列为他四季的四大目标之一。但到了“心情微近中年”时来西山，这儿小桥流水的秀丽景物，却已再也不能让人触景伤情了。可惜不到深秋，树叶尚未变红。然而还是秋高气爽，北京西郊大专院校的男男女女，带着书本和饭盒，双双对对地来到这儿的草地上读书野餐，很让人想起台大校园春天里满园杜鹃花怒放的时刻。在杨绛的小说《洗澡》中，未婚的姚宓和已婚的许彦成，不也曾在那年秋天，悄悄私约来西山玩吗？
北京颐和园里，竟还有一座元代耶律楚材的雕像。
圆明园废墟
北京天坛
我在位于西山的北京植物园里四处闲走，突然见到一个小小的路牌，写着“曹雪芹纪念馆”几个字。顺着路牌，走过一座小桥，见到一排几间低矮的、深褐色的木造老式平房。走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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