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了，十一天后带回了与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和上海技术应用大学的合作办学与交流意向书；寒假前，两所学校由校领导带队的考察团来校考察交流，签订了正式的技术援助与合作办学协议。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三日，农历正月十九，我们开学的第三天，学院领导为我们一行十二人送行，由戴维和金万乘老师带队的学习培训团队奔赴广州，拉开了东海技师学院“走出去、请进来”的交流合作办学大幕。不论是校领导、教师，还是学生，得益于此种模式，开阔了眼界，找准了差距，确定了目标，一鼓作气，苦学苦练技术。
我们下午四点半到达学校，应我们学院的请求，师生十二人被安排在三个宿舍，据说是校园的东偏北部。等我们打开行李箱，洗洗脸，喝了点水后，就由负责的一位阮姓老师和一个陈姓学生助手带我们去看了理论课教室和实操培训车间。下午已经下了课的时间，教室和培训车间里人都满满的，看到我们一脸不解，阮老师主动解释，说他们学校的教学场地现在十分紧张，正常教学时间学生用，学生下课后，是社会调用，学校在为社会和当地政府做技术培训。阮老师告诉我们，宿舍里每人一份的培训日程安排上，有准确的上课时间和地点、任课老师，以及最近的餐厅。
粗略地参观或者说熟悉了学习区域之后，阮老师和陈学长送我们到宿舍楼下，临别时，阮老师提醒我们，今晚六点，就正式开课。
我们一下子见识了什么叫广东速度。戴维看看手机，说，五点三十八——连表达惊讶的工夫都没有，我们迅速上了楼，手忙脚乱地在早就为我们准备好的物品中扒拉出餐卡和课表，飞奔下楼朝餐厅跑。
三个月的学习，我们只出过一次校园，是因为一个周三因大雨突发性停电，我们咬咬牙，叫了出租车，冒着大雨去珠江边o了一眼。直到回来，翻看这几个月的照片，看到身后校园中那些婆娑的芭蕉、棕榈和气根垂到地面上的榕树，才意识到，我们到温暖的南方学习了三个月。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先进的设备、严谨细致的理论教学，更深刻的，是校园中各处的井然有序。我们前后用过六个理论课教室、两个阶梯教室和六个实习车间，里面的桌椅，桌布，椅套，全都洁净整齐，实习车间几乎可以用一尘不染来描述，作为同类学院的学生，我知道做到这样是多么了不起。我们第一堂课上完走到门口又被学长助手叫回，跟着他一起完成机器归位、清洁，车间的清扫。在自己的学校时时提醒，甚至是批评我们的戴维和金老师，第一个月，被老师和学长助手们（校内老师授课，不论理论课还是实习课，每位老师，都有一位或者两位学生助手）像指导学生样调度得来来去去，一会儿指出我们操作不规范，一会儿指出精度差太多，甚至指出我们态度不端正，对技术没有敬畏，“把事业当儿戏”。一开始，戴维，特别是金万乘老师，很是恼火，感觉是来学习取经，不是“劳改”，这样对我们简直岂有此理。后来，慢慢地就平和了，再后来，特别是到了最后一个月，变得十分认同，甚至可以说只有佩服的份儿了。
学习结束的那天，学校安排了半个下午，两个半钟头的总结交流时间，戴维足足说了半个小时，没有事先打草稿，全是干货，全是我们的不足，全是发我们深省的体验。
那天，我的日记本上记了七条。一是进入车间的第一天，就要把学生当工人；二是把实操课当生产；三是把理论课搬到车间；四是机器一开动，就要创造价值；五是精度是生命；六是把技术视为艺术；七是生产车间才是一个国家的加油站。
金万乘老师也有许多话说，但没说完，自己看了看墙上的钟表，打住了。很重要的一点，金老师说，这些年，他从来都把当老师看成个稳定的职业，从没想过十年前他就该被淘汰了。金老师说得痛心疾首，说，再也不能误人子弟了。（金老师回到学校后，真的递交了申请，主动要求到系综合处，做后勤工作了。）
我、王赫和动画专业的冯博远也发了言，我也有好多话想说，但没想到让我发言，脸红脖子粗地说出了我学习中感触最深的事，就是任课老师和助手学长，每天比我们先到教室和车间，先到晚走，因为车间离餐厅稍远，上实操课时，几乎每天中午都是在车间泡方便面充饥。
而让我感动的是阮老师听完我的话后说，那是当然，我们只有多付出，才会心安一点。
回校后做学习报告，我作为学生代表准备了三千多字的发言稿，但核心只有一个：把技术当生命。
我的发言稿直接被姚曼老师改题为《把技术当生命》，登载到了最新一期的校报上。姚曼老师对我说，小伙子，说得真好。我说，只是真心话。姚曼老师啧啧了两声，说，几日不见，刮目相看啊。我心里有点得意，但转头从学院宣传处往外走时，又很快为自己的浅薄羞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