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隆王室。
曹操此前已经追赠枣祗为陈留太守，但觉得这还不能与枣祗的功劳相称，应当再给他封赏。曹操还觉得这件事情早该办了，拖到现在才办，是他的过错。于是下令给枣祗的儿子处中封爵，使对枣祗的祭祀永远继续下去。任峻则在官渡之战后被封为都亭侯，赠给食邑三百户，并升调为长水校尉。平常任峻有什么建议，曹操也总是乐于接受，大加赞赏。建安九年（204）任峻去世，曹操为之悲痛流泪，不能自已，立即让任峻的儿子任先继承了其父的封爵。
曹操屯田的成功，在天下三分之后也曾影响到吴、蜀两国，他们都曾相继实行屯田，不过其规模和功效都不能同中原地区相比。
当然，屯田制也并非曹操赠给农民的一块“乐土”，农民的地位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政府同屯田农民的关系，还是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剥削者、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政府成了最大的地主，屯田农民则成了国家直接控制的带有农奴性质的佃农，他们的地位同过去相比变化不大；而有一部分原来是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的土地，身份是比较自由的，而现在却成了被束缚在指定土地上的隶属农民，生产要受各级屯田官的管理和支配，地位则是大大地降低了。他们耕种的土地是国家的，自己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还有可能随时被移往他处，身不由己。军屯是用士兵进行生产，其隶属性更强。再就剥削量而言，他们须将收获物的十分之六（使用官牛者）或十分之五（使用私牛者）交给政府。这个剥削量同汉代耕种豪强地主土地的佃农的地租负担（十分之五）差不多，但却远比自耕农的赋税负担（除人口税外，三十税一或十五税一）为高。因此，在曹操屯田初期，主动应募的流民并不太多，很多虽名为招募，实际上是被强征来的。这样，逃亡的事情也就不断发生。后来，沛郡南部都尉袁涣对曹操说：“老百姓安土重迁，这个习惯不能一下子加以改变。应当顺其心意，愿意的加以招募，不愿意的不必勉强。”
曹操采纳这个建议，将强征改为自愿应募，同时免除了屯田农民的兵役，让他们安心种地，多打粮食，得到了屯田农民的拥护。当然，根本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逃亡的事情也就不可能完全杜绝，建安二十年（215），还曾发生屯田农民吕并自称将军，率众在陈仓起义的事情。
不过，屯田可以使农民在战乱的年月免于流离死亡；屯田农民直属国家，不负担兵役和徭役，比起过去的佃农要受地主、官府层层额外盘剥来，负担还是要轻一些。他们虽然要受交租十分之五六的剥削，但能够得到农具和耕牛，能够保障农时，能够集中力量兴修水利、改进农业耕作技术，这就保证了正常生产活动的进行。因此，屯田制度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顺利推行，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屯田制大约实行了七十年左右，在魏末晋初走向衰亡。由于迫切需要解决的军粮问题已经逐步得到解决，统治者对屯田已经不如最初那么重视。由于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一部分屯田逐渐被侵占，一部分屯田农民重新变成了豪强地主的佃客。屯田的剥削量越来越高，后来竟发展到用官牛者，要将收成的百分之八十交给政府，使用自己耕牛的，也须将收成的百分之七十交给政府。屯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日益低落，大批逃亡的事件不断发生，不少人流入世家大族庄园内，有些人则被屯田官驱使去从事其他劳役或经商牟利，使屯田逐渐荒废。屯田制受到如此破坏，它自然不可能再给国家带来多少好处。于是，执政的司马昭在魏元帝咸熙元年（264）下令废除了民屯制度，将屯田官转为郡县长官。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司马炎又重申前令，“罢农官为郡县”。风行一时的屯田制度，至此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