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修耕植以蓄军资

万钱，豆、麦卖到二十万钱；幽州谷一石，钱十万；邺中大饥，芋一亩，也要钱三万。在更多的情况下，甚至是无粮可卖，无粮可买，形势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

面对严重的粮荒，身受其害的自然首先是贫苦的百姓。在不少情况下，老百姓甚至连野菜也难以找到，只有饿死。在河南、河北、关中、江淮等地，还一再发生人吃人的现象，死者白骨堆积，恶臭满路。老百姓因无粮而饿死，劳动力锐减，反过来又加重了土地荒芜、粮食无收的现象，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统治者及其军队也深受粮荒的威胁。献帝在东迁洛阳途中，多次面临断炊的危险，随从的官员有时不得不以枣菜代粮。到洛阳后，算是安顿下来了，但下级官员还得跑到荒野中去采摘野菜。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平时过着“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的生活，等到百姓自己都饿得要死、实在无粮可抢的时候，他们的日子也就变得非常难过。袁绍的军队在河北，一度不得不靠采摘桑果过日子。袁术的军队在江淮，有一段时间仅靠捕食蛤螺充饥。公孙瓒的部将田楷在青州，因与袁绍连战两年，粮食吃尽，互掠百姓，弄得野无青草。刘备的军队在广陵，因饥饿难忍，大小官吏和士兵竟自相啖食。有的武装势力，因缺粮而混不下去，还没等到同对手打仗，就自动瓦解离散了。

曹操也曾多次遭到粮荒的困扰。他第一次东征陶谦，就因粮食困难，不得不中途退兵。他同吕布争夺兖州，在濮阳一带同吕布相持百多天后，也因粮食接济不上，不得不暂时罢兵自守。一次程昱在自己的辖县东阿为曹操筹措军粮，想尽办法，只勉强筹得可供三天食用的粮食，其中还杂有人肉干，为此程昱后来颇遭非议，虽然曹操一直对他信用，但他终未能做到三公的高位。曹操前往洛阳迎接献帝时，途中所带的一千多人全部断粮，幸得新郑长杨沛把储存的桑果干拿了出来，才算渡过了难关。曹操为此很感激杨沛，迎献帝都许后，即将杨沛调去做了长社令。

粮食问题已严重到如此地步，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然而，单靠一般的手段，或采用通常的一套发展农业生产的办法，是不可能解决燃眉之急的。必须采用行之有效的非常手段，将劳动力和土地结合起来，以尽快获得大的效益。曹操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采纳部下建议，在建安元年（196）迎献帝都许不久，宣布实行屯田，将“修耕植以蓄军资”的方针落到实处，解决紧迫的军粮问题。

二 许下屯田

曹操实行屯田，在当时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他掌握了实行屯田的一些必要条件。

一是曹操有了比较稳定的辖区。曹操自将吕布从兖州赶走后，兖州成了自己可靠的根据地。迎献帝都许后，又将势力范围扩大到豫州，许都成为政治中心，许都周围地区被曹操牢牢控制，为在这一地区实行屯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是土地不成问题。人民大量死亡和流徙使大量土地荒芜，这些荒芜无主的土地成为国家的公田，谁有力量就可随意屯垦种植。

三是劳动力有一定保障。初平三年（192）曹操击败青州黄巾军，接受降卒三十余万，同时得到了跟黄巾军一起行动的百余万人口。这些人多是黄巾军的家属，不论男女老少，都是掌握有相当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力。建安元年（196），曹操又击败了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部，迫使其中不少人投降，进一步增加了劳动力。此外，屯田兴办起来后，还可以进一步招募流亡的农民。

四是由于曹操先后镇压招抚了青州、汝南、颍川的黄巾军，因而也就同时从他们手中掠夺到不少农具和耕牛。

这样，土地、劳动力、耕牛都有了，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大体上齐备了，屯田也就可以水到渠成了。曹操后来在表扬枣祗的令文中说：“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很清楚地表明了兴办屯田和所谓“贼”之间的关系。没有黄巾军提供的劳动力和劳动资料，兴办屯田很可能会成为一句空话。

兴办屯田的建议是由颍人枣祗先提出来的。枣祗本姓棘，因其先人避难，改姓枣。早年随曹操起兵讨董卓，东征西讨，屡建奇功。袁绍发现他是个人才，曾想把他拉过去，没能办到。曹操初到兖州，任命他为东阿令，陈宫、张邈叛乱时，他坚守东阿，抗击吕布，后又接济曹操军粮，为收复和巩固兖州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到许都后，担任拱卫京师、侍卫曹操的羽林监一职。枣祗提出兴办屯田的建议后，曹操极为重视，立即召集部下开会讨论，大议损益，权衡利弊。在兖州濮阳附近与吕布对垒时曾果断处理过劫持夏侯惇事件的韩浩，这时响应枣祗的建议，认为“当急田”，也就是应当把粮食生产放在首位。枣祗、韩浩的意见完全符合曹操的心愿，也增强了他办好此事的决心和信心。在基本统一认识之后，曹操正式公布了《置屯田令》：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良式”，良好的榜样。秦孝公时，用商鞅变法，厉行耕战，加紧发展农业生产，实现了强兵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