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抑制兼并
建安九年（204），也就是攻克邺城这一年，曹操过了他的五十岁生日。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曹操也渐渐步入了老境。但是，曹操深知自己肩头的担子还很重，他无暇忧虑自己渐老的年岁，而却十分忧虑国家的混乱不治。为了扫平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他仍把军事行动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为了稳定占领区、特别是新占地区的统治秩序，提高自己队伍的战斗力，他又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整顿和改革，特别是在占领冀州后，更加快了这种整顿和改革的步伐，力图拨乱反正，使统治秩序进入一个正常的轨道。
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农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大部分作为封建地租被豪强地主攫取，极大地激化了阶级矛盾。袁绍占领冀州后，更对部属及辖区内的豪强地主采取放纵态度，他们肆意凌压百姓，掳掠财物，使广大农民更趋贫困化。曹操攻破邺城后，抄没审配家财以万数，不难看出豪强地主贪婪聚敛之一斑。曹操深知，要稳定统治秩序，须抑制兼并，打击豪强，改变老百姓负担过重的状况。因此，曹操于建安九年（204）八月攻克邺城后，九月便发布了一道《蠲河北租赋令》：
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
这道命令，对于恢复河北地区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争取民心，都是十分及时的举措。命令刚一发布，便博得了广大民众的欢迎。接着，曹操又发布了一道《抑兼并令》：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开头两句，出自《论语·季氏》：“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意思是：无论是诸侯还是大夫，都不必着急财富不多，只须着急财富不均；不必着急人民太少，只须着急境内不安。下面还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话，意思是：如果财富平均，就无所谓贫穷；境内和平团结，就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就不会有倾危之虞。曹操引述这段话，反映出他的均平治国的思想。为了减轻不和、不均、不安的现象，曹操接着谴责了袁氏父子放任豪强兼并土地、强迫贫苦农民替他们交纳租税、弄得贫苦农民变卖家产都还难以应付的罪行，并特别提到审配家族窝藏罪人的不法行为，表达了自己对豪强大族任意横行的不满和痛恨。最后，曹操公布了今后征收租赋的定额，规定除此之外，别的不得再擅自征收，并要求各郡守国相严格检查，不要让豪强大户对田地等资产有所隐匿，而让贫苦百姓去交双份租赋。令文语气强烈，态度坚决，表明了曹操打击豪强、抑制兼并的决心。
建安时期，曹操虽然在统治区内大兴屯田，但和广大郡县相比，屯田所占的面积是很小的，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半自耕农仍是社会经济的主体，施行适合这一部分人的赋税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两汉时期，赋税主要采用地税和人头税的形式。地税是根据收获量按比例征收的，如三十税一、十五税一、十分税一（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有“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之说，也就是亩收三斛中取三斗为税）。人头税是按人口的多少和大小征收的，七至十四岁的小孩每人每年缴纳23钱，称为“口赋”，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岁的成人每人每年缴纳120钱，称为“算赋”。此外，东汉还有征收缣（细绢）、素（白绢）的记载。曹操将地税改为按定额收，将人头税改为按户征收（称为户调），并将收钱改为收手工业产品，是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农民的利益。
将地税改为按亩计算，是要使占地多的豪强多尽纳税的义务。曹操所规定的田租户调的数额，只是一个平均数，是交给地方官统计户口征收的标准，在实际征收时，还要按照贫富分等，按等收税，如何分等由地方官斟酌，但每户的平均数必须合于曹操所规定的数额。曹操执行这个制度是以身作则的，每年征收赋税时，他都要让家乡谯县的县令为他评定等级，按等交税。一次，谯县县令将他同曹洪划成一个等级，曹操说：“我家的资财哪有子廉（曹洪字）多呢！”
曹操说的大抵是事实。曹洪其人，性好聚敛，甚至不惜采取巧取豪夺的手段。同时非常吝啬，连曹操之子曹丕去向他借贷，他都不给，以致曹丕为此怀恨在心，即帝位后曾以他下人犯法为由企图将其下狱处死。谯令的估算或有不够准确之处，但这件事至少说明他没有特别照顾曹操，去给曹操压等级，这也说明曹操是带头执行了规定的，不然一个小小的谯令就不可能这样无所顾忌了。曹操尚且如此，各地的豪强自然也就不能不有所收敛，不能不尽量按照章程交纳赋税。当然，一些豪门大族勾结官府，在评定家财等级时暗中做手脚，把负担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这种现象肯定是不可能彻底杜绝的，但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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