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发生在桓帝延熹九年（166）。当时，司隶校尉李膺是反对宦官的核心人物，太学生们对他极为推重，在他们中流行着“天下楷模李元礼”的赞语。李膺曾利用手中权力无情打击宦官党羽。如张让的弟弟张朔做野王县令，贪残无道，甚至虐杀孕妇。后慑于李膺威名，逃还京城，藏在张让家中的活动柱子里面。李膺得知消息后，亲率部下，破柱取朔，下狱处死。“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不久，李膺又将教唆儿子杀人的宦官党羽张成逮捕处死。宦官疯狂反扑，指使人上书诬告李膺等“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便将李膺等二百多个“党人”下狱治罪。第二年，这些党人被赦免回家，但禁锢终身，不准做官。
这次事件发生后，士大夫并没有屈服。他们把那些不畏惧宦官势力、被认为正直的士大夫，分别加上了“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美称，以为效法的榜样。清议的浪潮有增无减，这样就发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灵帝建宁二年（169），山阳督邮张俭上书告发侯览家族的罪恶，请杀侯览，被侯览阻拦，张俭便将侯览资产就地没收。侯览恼羞成怒，唆使人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连结为党，图危社稷。朝廷于是大捕党人，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入狱，后相继死于狱中，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又达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再次逐捕太学生千余人。熹平五年（176），宦官又怂恿灵帝下诏，禁锢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这一次党锢事件，延续了十余年之久，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党人才被赦免。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反对宦官的斗争，在某些方面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正义性。但归根结底这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利的斗争，它使政局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而党人的被杀或禁锢终身，表明东汉政治越来越黑暗，政治危机更加深重了。
桓帝、灵帝时，东汉统治集团已腐朽到极点。桓帝后宫宫女多至五六千人，服侍这些宫女的奴役又二倍于此。为维持庞大的消费，桓帝将加在人民头上的口赋（人头税的一种）从过去七岁才开始缴纳改为从一岁起即开始缴纳，田税也一亩加了十钱。灵帝开西邸公开卖官，二千石官二千万，四百石官四百万，关内侯五百万，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富者缴纳现钱，贫者可予赊欠，到官后加倍缴纳。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在西园内造了一个万金堂，将卖官所得聚为私藏，还在小黄门、常侍家中各藏寄了数千万，并在河间买田宅，起第观。灵帝曾想让羊续做太尉，太尉属三公，当出钱千万，谁知羊续拿出一件旧棉袄说：“我家中只有这个！”灵帝得知后很不高兴，羊续的太尉也就没有做成。灵帝为修宫室、铸造铜人，特下诏每亩加税十钱。还变着法儿寻欢作乐，曾在后宫仿建了一个市场，让宫女摆摊卖货，互相盗窃争斗，灵帝自己也穿上商人服装，与之饮宴作乐。又在西园玩狗，给狗戴上文官的帽子；驾上四头白驴，亲自拿着缰绳操纵，驱驰周旋，以为大乐，公卿贵戚转相仿效。其庸俗无聊，沉迷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汉王朝前期与边境各族建立的密切的政治关系或通商关系，到这一时期遭到了严重破坏。一方面，由于统治者对边境各族的压迫剥削，迫使各族人民不断起来反抗或逃亡；另一方面，由于东汉王朝的积贫积弱，鲜卑、乌桓、匈奴等族不断骚扰边郡，甚至侵入腹地。东汉朝廷要么出兵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要么出兵抵御边境各族的侵扰，在长期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和军费，农民负担的赋税和徭役因而更加沉重了。
由于政治腐败，各级官吏不注意水利设施的兴修和维护，桓帝、灵帝时期水旱灾害也不断发生。据统计，东汉时期大的水灾共发生二十七次，桓、灵时就有十三次；大的旱灾共发生十七次，桓、灵时就有六次。蝗灾、风灾、雹灾、大疫也接踵而至，地震也时有发生。据统计，桓帝、灵帝时共发生大蝗灾七次，大风灾二次，大雹灾七次，大疫八次，地震十八次。灾害的不断发生，给人民增添了更多的灾难。
越来越黑暗的政治，越来越沉重的赋役，加上灾荒、饥馑的肆虐，逼得广大农民倾家荡产，冻馁而死的人数急剧增加，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破产农民到处流亡，颠沛流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多次起来造反。据不完全统计，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中，各地发生大小农民起义近百次，规模及活动区域总的趋向是越来越大，人数从几百人、几千人扩展到几万人、十几万人。这些起义虽然都先后失败了，但却显示了农民阶级的力量，激发了广大人民继续反抗的斗志。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豪迈的歌谣：
发如韭，剪复生；
头如鸡，割复鸣。
吏不必可畏，
民不必可轻。
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的推动之下，终于在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了全国性的黄巾起义。起义前，钜鹿人张角利用在流民中广泛传布的“太平道”这一宗教组织形式，以传道治病作掩护，进行了十多年的艰苦准备，在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