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真让我们饿死吗？中国我不敢讲，至少大望洲上我敢打包票，几十年没有饿死人了。我们大望洲八十年代就出现过那么多万元户，现在甚至有好几个千万元户，我们养育的子孙遍布全国，如果让我们几个老人活活饿死，还有天理吗？钱老师的声音悲愤交加，唾沫溅了出来，他的嘴唇在胡子底下抖动——他已经好几天无心刮胡子了。
怎么可能？这大好盛世，把我们几个人饿死了，不就是闹笑话嘛，开玩笑。老赵快速地回答，语速过快，恰恰表明他已经感到担忧了。
今年春天几千个老年人得瘟疫死了，这也是事实啊，老年人向来是弱势群体，无论是体力还是智力。孙老善说。
不至于，不至于，草地里有荠菜、野蒿子，芦柴荡里可能还能摸到田螺。老赵说。
不至于到“共产风”的光景吧？孙老善说，实在不行我们到镇上去要饭。
国家已经很宽容了，摆摊做小买卖可以，饭肯定是不让要的。
可是我们有什么好卖的呢？
看着其他人的情绪全调动起来之后，个个愁眉苦脸，钱老师倒又最先淡定下来，他若有所思地说，事实上，如果走运的话，我们可以弄到一些救急的钱。
其他人一听来了劲，还有这种事，快说说。
钱老师说，我妈妈说的“条子”，我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事情要从五十多年前说起。也就是一九六二年的时候，有一个县委书记到大望洲来视察工作。
我怎么不知道？老赵说，一九六一年的时候我也十二岁了。
是的，听我说嘛，我妈妈当时坐在门前洗衣裳，一群人走来了，他们有穿中山装的，有穿皮鞋的，有戴眼镜的，还有挂着照相机的。这一行人在谈论我妈妈听不懂的大事情：沟渠改造、筑坝周期、反季种植……中间那个人穿着件中山装，上面口袋里插了支铅笔，他个头不高，面容清瘦，可一眼就看出是个大领导。大领导走到我妈跟前，弯下腰亲切地问她，大娘，您今年多大年纪啊？您老日子过得还好吧？我妈那时还不到四十岁，因为我小姨和我外婆都是头年冬天死的，我妈连受打击，一个年下来，头发竟然白了一多半，所以看上去显老。那个大领导看上去也有五十了，他竟然喊我妈“大娘”，我妈一时没有回过神来，边上有人催促说，快回答县长的问题。我妈虽然心里难过，还是客客气气、心平气和地说，还好，还好，多谢领导关心。我妈妈和我妹妹旧年死了。
县长听了一愣，他看着我妈的脸，看了一会儿，就在这时，一条狗——不是我家的，本来它远远地站在邻居家的屋檐前，这会儿突然发出了剧烈的嘶吼，那不是它平时的胆量，也不像一条狗的作风，就好像它突然受了什么刺激似的，对着这群尊贵的客人咆哮起来。有人赶忙找棍子要教训它，县长摆了一下手，等待狗的叫声停下来后，他轻轻地说了一句，对不住哪。
我妈倒不好意思了，赶紧摆手，不是您的错，她们不是被剥削死的，没有人剥削我们。是饿死的，遇到荒年，家里穷，没法子。我妈本来就那么一说，但是万县长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通红。他说，真对不住，是我们失职，真对不住，我刚上任不久，您以后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告诉我。
我妈说，您贵姓啊？
那人说，我姓万。说完，他朝边上的人说了一句话。一个年轻人拿出一个小本，那人把小本本展在手心里，在上面写了几个字，递给我妈。我妈不识字，她小心翼翼地举着纸条，不知道拿这张纸怎么办，但是后来，有个跟从的干部悄悄跟我妈说，县长的这个条子有用，保管好。
我妈是真听人劝。果然把条子当宝贝一样保管着。这件事也成了她生命中的闪光时刻，偶尔农闲，跟邻居们在一起缝补衣裳闲聊时，她就会提到那位姓万的大官。我妈清楚地记得他的发型，他讲话的样子，他的上衣，后来，她又想起了他的手上有疤，像是受过伤；她还想起他穿一双布鞋，布鞋的针脚都细密，一看就是好手艺；再后来她又想起，他讲话是四川口音，这一点是又过了几年我们村来了四川人逃荒，她听人家说话才明白过来的。
到了万县长来过我们村的第八个年头，也就是一九六七年，我五岁的大侄子得了流行性脑膜炎，我大哥急得团团转，快疯了。我妈那是第一次想起了这张条子，让我大哥带着一起去了县城。奇了，条子特别管用，这种病许多人没救过来，我大侄子捡回了一条命，而且没聋没哑。我大侄子上学的时候起了大名叫钱谢万，就是表达对万县长的救命之恩，这也是我全家的真实意思。又过了两年，我妈病了。她死的时候喊“条子！条子！”就是指这个，但是那时候万县长不是县长了，甚至可能犯了错误，我们兄弟几个根本不敢去找他。我妈阑尾穿孔，死在家里。后来我们想，如果胆子够大，跑一趟试试的话，可能条子还会管用的。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只要拿出这张条子，要求一定能得到相应的满足，当然不会是全部的满足，但一定不会空手而归。
条子上写了什么？
条子上只有一句话：我万一鸣承诺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