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发生时，老赵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六年之久。他此前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安徽老家。他一生做过最重要的工作是赤脚医生：前三年跟在另一位老赤脚医生后面学徒，中间三年一个人各个村子跑，后三年带过一个徒弟。后来那徒弟到大城市开医馆去了。徒弟没有邀请他同往，甚至没有正常告别。老赵又坚持干了一年赤脚医生，歇业后凭着普通话说得好争取到了畜牧场的采购员职位，只干了一年，又改行做村里的联防队员，专门对付江边镇子上来打家劫舍的流氓地痞，这个工作仅持续了三个月，后来他做文化站义务宣传员（连续四个夏天）。改革开放初期，他贩卖过一些农产品，没赚到什么钱，如今老赵七十岁出头，可以总结说，他一生不是很有财运。
其余大多数时候，他种庄稼，所有农民干过的活他都会干，所有的农村人吃过的苦他都吃过。他是个细致的人，当过赤脚医生的证明一直留存着，前几年下来一个政策，像他这样的人可以每个月领到一千多块的退休工资。喜从天降之时，他还准备去承包个山头来开发，结果资金和胆量、精力都不够而放弃。老伴兰凯离世后，儿子赵光军也事业有成。赵光军子承父业，学医，毕业后留在上海九院当医生。他收入高，也有觉悟，认为老爷子一个人东跑西颠不是办法，做通了老婆的工作，把老赵接到上海来一起生活。
上海是个地域特征鲜明的大都市，但它的包容性实属罕见，有像老赵这样的人，有跟老赵完全不同的人。更多形形色色的人，勤奋的人、逍遥的人、奇怪的人，甚至素质低下的人，她都温和地接纳了。在上海，老赵每天清晨给儿子买早市上第一批新鲜蔬菜，磨豆浆，打扫卫生，下午放学去学校门口接孙子。他自认是颗沉默的螺丝钉，眼看着儿子儿媳妇相爱，冷战，分居，冷眼旁观，很少掺和。直到孙子上初中后，可以骑自行车、乘坐地铁上下学，老赵的任务更轻了，早上买买菜，上午拖拖地，其余的时间全由自己掌管。在小区楼下的林荫道边，老头儿们聚在一起下残棋，他有幸赢过几局。跟社区熟悉之后，大家都有各自值得夸耀的事。人家问他的工作，他说干过医生。在他们七嘴八舌向他咨询病情的时候，那些专业术语听得他云里雾里，好几次下不了台。遇到比他还无知的人，他倒能超常发挥，尽用些专业术语来显摆。但他不应该老是指导别人“让他来找我放放血”。他叮嘱受风寒、拉肚子、发烧，甚至癌症术后病人统统放放血的时候，遭到了白眼和讥笑。后来他学乖了，既不想表现出自己没有见过世面，也不想留给别人考验他的机会。他对别人说，很久以前他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小儿科和外科医生，后来改行做了别的。城里生活的一大好处就是人家不知你的来处和短处。他的确把听诊器放在小孩子的肚皮上，也给人胳膊、后背开过小口子放血，甚至缝过腿上的刀伤，这都算不得假话。他绝口不提自己的女婿在乡下承包鱼塘连年亏损的事，甚至人家不问，他也不主动说自己还有个女儿。过了几年，他把当普通外科医生的儿子说成是副院长。又过了年把，他觉得儿子老是升不上去是桩心事，又改口说要升正院长了。这样一来，大家既不怀疑他的职业，也因为他儿子的升迁更敬他几分。他很满足这小小的虚荣，对自己瞒天过海的这一招颇感得意。自此后，有人喊他“老赵”，也有人尊称他为“赵医生”，他一概答应下来。
“铁打的小区流水的老头儿”——虽然是大城市上海，但这个新建小区住的大多数都是外地老人：湖北、云南、浙江、安徽……各种方言混杂，大多都像老赵这样，随着儿女四处流落，儿女到哪里工作买房，他们就到哪里安家过日子。那些老年人发型土气，皮肤黝黑，五指粗糙，看家，带孙子，买菜做饭，闲不下来。到了天色微暗的时候，有人把头伸进垃圾桶捡纸盒子卖。他们顽固地把过去的习惯带到城里来，带给下一代，令有些人十分不屑。老赵深信自己未曾沾染这些毛病。他不抽烟，喜欢喝茶，个头高，剃着短平头，两鬓斑白，到了夏天，穿着宽大的麻布褂子，端着一只宜兴产的茶壶，拖着一双棉布拖鞋，见到邻居们总是有礼貌地笑脸问候，从来不说粗话，也不随地吐痰。他不太跟孙子讲方言。老赵讲普通话算得上标准，年轻时候走家串户行医时喜欢带一个小收音机，在收音机上听评书、听相声，有时候能把北京话模仿得惟妙惟肖，到上海五六年硬是没让人摸到深浅。只是有一点不好，他自己有一些不舒服，倒不便声张。比如，有几天头晕，他估计是血压有点高。老年人逃不过老年病，本是无可厚非。他不便给自己放血，就像理发师不便给自己理发一样，可他跟人家说他有高血压，恰好别人也有，反过来问他吃什么药好，他不比别人知道得更多。事实上，有些人久病成医，比他更内行、更专业，所以，不舒服的时候，他往往赖在阳台上，朝下看，不声张。
虽然社会冷漠，他却心里柔软，决意做个好人，可以说，要是此刻下面有什么人突然中风，或者需要口对口呼吸，他会义不容辞地奔去施救。他一直盼望有这个机会。
等他心痒痒想要表达一些人生见解什么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老家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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