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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他身穿绿色哔叽制服，一顶嵌有绿星徽章的帽子扣在大腿上。

确实，何必要吵呢？这个人是位医疗工作者，并非死刑执行人。绿星的某些救援工作令人钦佩，有的时候甚至很有用。只是依照泽奇的信仰，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混杂了邪恶的目的，但不能因此就把他们优异的工作都看作另有目的。大部分社会群体需要它，而医务工作者也心怀纯正的信念。医生竭力想表现得友好些，而他的请求也简单得很。他既没命令，也没拿出官方的口气压人，可院长还是迟迟不同意。

“您在这里的工作，耗时久吗？”

医生摇摇头。“我想最多两天。我们有两辆机动车。我们会将他们运到您的庭院，停好车，马上就能工作。我们会优先检查辐射症状明显的病例，还有伤者。我们只处理病况最紧急的病例。我们的工作是临床诊断，病人将被送到紧急营地获得治疗。”

“而最严重的病人，则会被送到安乐死中心，来一剂别的东西？”

医生皱了皱眉。“只有他们想去才会被送去，没人会逼他们去。”

“但是你会签发批准，让他们离去。”

“我会给他们一些红牌子，没错。这次可能也必须给出一些。瞧——”他在夹克口袋里摸索了一阵，掏出一张红色硬纸卡表格，有点儿像航运标牌，上面有一个铁丝环，可以用来别在扣子上或套到皮带上。他把它扔到书桌上。“这就是待填的‘危险辐射剂量表’。看看这个。它会告诉人，他生病了，病得很重。而这——这里还有一张绿卡，它能告诉人，他很好，没什么需要担忧的。仔细看看这张红卡！——‘接受辐射量估测’‘血细胞数目’‘尿样分析’——这一面和绿卡上的表格一模一样。区别在另一面，绿卡反面是什么都没有，而红卡反面印有清楚的文字——是从《公共法律》第10-WR-3E条中直接摘引的。这是规定，法律要求必须向病人宣读。他们会被告知自己的权利，可以自己选择如何处理。好了，要是你宁愿我们把移动检查台停到高速公路上，我们也能——”

“你只需要对病人读完就行了，是这样吗？不会多做别的事？”

医生顿了顿。“如果病人不明白，还需要向他解释。”他又顿了一下，火气直往上冒，“天啊，神父，如果是你要告诉一个人，他没得救了，你会怎么说呢？给他读几段法律条文，指着门暗示他离开，然后喊‘下一位，请进’‘你要死了，所以再见’？你当然不会读完就了事，肯定要说点儿别的，除非你不通人情。”

“我理解。我想知道你会说什么别的内容。你，作为一位医师，会建议那些无药可救的病人去安乐死中心吗？”

“我……”医生顿时说不出话，沉痛地闭上眼睛。他把前额埋进手掌心，身体微微发抖。“我当然会。”他最后说了出来，“要是您目睹我所见到的惨状，您也会说的。而我，当然也会。”

“你在这里不可以这样做。”

“那我们就——”医生火冒三丈，登时站了起来，开始要戴上帽子，接着顿住了。他把帽子扔在椅子上，走到窗户前。他面色沉郁地望着庭院，接着向远处望了望高速公路。他指着窗外说：“那里有个路边公园。我们可以把站点设在那儿，可那儿离修道院有两英里远，大部分病患要步行过去。”他盯了泽奇院长一眼，接着又扭头俯视庭院，“看看他们，他们生病了，受伤了，骨折了，害怕了。孩子们也一样，疲惫、残疾，可怜至极。您难道忍心让他们成群结队穿过高速公路，坐在尘埃里，头顶着烈日……”

“我不想这样。”院长说，“看啊——你刚刚还在跟我讲，人制定的法律是如何强制你向辐射重病患者们宣读并解释条文的。我对这事情本身并不反对。既然法律要求你这样做，那就执行恺撒的命令吧。可是，你是否可以理解，我所遵从的是另一种法律。这种法律禁止我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批准任何人去做教会视为邪恶的事。”

“原来如此，我很清楚了。”

“很好。你只需要向我做个承诺，你就可以使用庭院。”

“什么承诺？”

“就是请你只做诊断，不要建议任何人去‘安乐死营地’。如果你发现了辐射重病患者，就告诉他们法律迫使你讲的东西，需要安慰那就给予安慰，但是不要建议他们自杀。”

医生踌躇了一会儿。“我想，我可以对那些信仰您宗教的人遵守这个承诺。”

泽奇院长垂下双眼。“对不起，”他最后说，“但这还不够。”

“为什么？其他人并不受您的原则束缚。如果一个人并不信仰您的宗教，您为什么要拒绝允许——”他愤怒得说不出话来。

“你想要一个解释？”

“没错。”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什么事情是错误的，出于无知犯了错，那这个人并没有罪，因为他身边自然存在的理性不足以说服他，那是错的。然而，无知可以成为人免罪的理由，却不能成为行为免罪的借口，因为这行为本身就是罪过。如果我因为这个人的无知而批准了他的行为，那我便犯下罪行，因为我知道那行为有罪，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