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是真正的咖啡，而是烤的苦菊茶，你也知道现在这时候弄点吃的太难了，不过加上牛奶味道也差不多。虽然各种饮料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也弄不到。糖我没有，我已经把定量配给本给了一个邻居，她家有孩子。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无所谓了……”
我抓起她的手，打断了她的话。
“我什么都不喝，马努埃拉阿姨，您不用担心。我来只是为了问您一件事。”
“好，你尽管问。”
“您还在做缝纫活儿吗？”
“不，孩子，不做了。从一九二五年关闭时装店以来，再也没有做过。顶多也就是给一些邻居或朋友做些零碎的小东西。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做的最后一件大的衣服就是你的婚纱，可你看你后来……”
我不想听到由这个话题引发的评论，所以没有让她说完。
“那您现在愿意跟我一起做吗？”
她好半天没有回答，呆呆地看着我。
“你是说，重新开始工作？重新开始做衣服，就像咱们以前做的那样？”
我微笑着点了点头，希望能让茫然的她感染上一丝乐观。但是她没有立即回答我，而是转移了话题。
“那你母亲呢？为什么你不跟她一起做，而来找我？”
“我刚才说了，她还留在摩洛哥呢。内战期间她就过去了，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件事。”
“我知道，我知道。”她低声说，好像害怕墙外有人会听见然后去告发，“有一天下午，她突然来找我，很突然，毫无预兆，就像你今天来一样。她告诉我有人给她准备好了一切让她去非洲，说你已经在那儿安顿下来了，还找了人要把她带出马德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吓坏了。她来问我的意见，问我怎么看这件事。”
我脸上的妆也许能掩盖她这番话在我心中引起的震动，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当时母亲会在走还是不走这件事情上犹豫。
“我跟她说，走吧，越快越好。”她继续说，“马德里是个地狱。我们都受了很多苦，孩子，我们所有人。那些左派分子，日夜抗战不让国民军打进来。而右派分子却日思夜想盼着早日攻下马德里。只有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的人，比如我和你母亲，苦苦煎熬，盼望着这场噩梦早日结束，可以继续在和平中生活。那段时间根本没有哪个政府来管理城市，也没有任何人能在混乱的局面里维持秩序。所以我给了她肯定的建议，劝她走，离开这个地狱，不要错过跟你团聚的机会。”
虽然我有些困惑，但还是决定不再追问关于几年前那次见面的更多细节。我今天来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难题，所以又把话题转移了回去。
“您做得很对，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谢您，马努埃拉女士。”我说，“她现在非常好，很开心，又开始工作了。我在得土安开了一家时装店，就在战争开始之后几个月。那边比较平静，虽然那儿的西班牙人也都没心情开派对、穿高级时装，但是有一些对西班牙内战毫不关心的外国女人，成了我的顾客。我母亲来了以后，我们一起经营着那家店。现在，我决定回到马德里，再开一家。”
“你是一个人回来的？”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马努埃拉女士，如果您是想问拉米罗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没过多久我们就分手了。”
“那，多洛雷斯一个人留在那里了？”她惊讶地问，“可是她去那里就是为了跟你团聚……”
“她很喜欢摩洛哥，那里的气候、环境，还有平静的生活……我们有一些很好的顾客，她也交了些朋友，所以她选择留下来。反而是我很想念马德里。”我撒了个谎，“所以我们决定，我先回来把时装店开起来，等两边的店都走上正轨以后，再考虑怎么办。”
她盯着我，虽然只是几秒钟，我却觉得如此漫长。她的眼皮已经有些耷拉了，脸上满是皱纹。她应该已经有六十来岁，甚至接近七十岁了。背微微有点儿轮，手指上的茧子仿佛在无声地诉说她在针线与布料之间度过的一生。最开始是个小裁缝，然后是时装店的高级时装师，再然后创建了自己的生意，最终却像个丢了船的水手失去了用武之地。但是她并没有沉沦，完全没有。她那小小的眼睛，还是那么灵活，像油橄榄一样乌黑发亮，折射出善于思考的睿智光芒。
“你有事瞒着我，对吗，孩子？”她终于说。
姜还是老的辣，我佩服地想。我居然忘了她有多聪明。
“是的，马努埃拉女士，我还有一些事情没告诉您。”我承认。我没有告诉她是因为我不能，但是也许可以告诉她一部分。“您看，我在得土安认识了一些重要人物，这些人到目前为止仍在发挥着重要影响力。他们鼓励我来马德里开一家服装店，为一群特殊的高层顾客做衣服。不是那些跟西班牙新政权有关的太太们，主要是些外国人，还有西班牙贵族和皇族的女士们，也就是那些认为佛朗哥篡夺了国王权位的人。”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你的朋友为什么要你给那些太太做衣服？”
“我不能告诉您。但是现在我需要您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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