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嘛，看起来您的事业一帆风顺啊。”
“我尽力了。我已经开始工作了，现在正在等一位顾客。”那，您现在究竟是在做什么？”他问。他当然很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出于某些原因他非要我亲口说出来。
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我不想被他吓住，表现出有罪的样子。但是我也不想在他面前装成•一个过度自信的女人，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我不是。
“做衣服，我是一个时装师。”我说。
他没有回答，只是用那双可以穿透一切的眼睛看着我，等待我进一步作出解释。我不得不对他全盘托出，直挺挺地坐在沙发边缘，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动作，虽然为了塑造自己的新形象我已经演练了无数遍，但是这一次我既没有优雅地架起双腿，也没有漫不经心地整理头发，更没有挤眉弄眼。我努力传达的只有谨慎和平静。
“我在马德里时就是个裁缝，做衣服十多年了，以前在西班牙一家很有名的服装店工作，我母亲是那里的高级职员。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它非常优秀，专门为马德里的达官贵人服务。”
“明白了，这是一份值得尊敬的职业。不过我能不能知道，您现在是在为谁工作？”
我再次咽了一下口水。
“谁也不为，为我自己。”
他抬了抬眉毛假装十分惊讶。
“那，我能不能问一下，您是如何做到独自经营这门生意的呢？”
巴斯盖斯警长可以打破砂锅问到底，也可以像钢铁一样强硬。但是作为一名绅士，他提问的时候非常有礼貌。在这种彬彬有礼的提问中他毫不掩饰自己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他看上去比去医院探望我的时候要放松得多，没有那么紧张，那么严肃。不过很可惜我没能给他一个跟他的优雅相配的高尚回答。
“别人借给我的钱。”我简单地回答。
“哦，您的运气真不错。”他讽刺地说，“您可不可以向我透露一下究竞是谁对您这么慷慨呢？”
我以为自己会没有勇气回答，但嘴里却不自觉地给出了回答，迅速而肯定。
“坎德拉利亚。”
“走私者坎德拉利亚？”他问，脸上带着一丝笑意，充满了讽刺和怀疑。
“是的，就是她。”
“好吧，这非常有趣。我还真不知道她这段时间的小打小闹能弄来这么多钱。”
他那双像钻头一样的眼睛又落到我身上。我知道这是紧要关头，摆在面前的要么是幸存，要么就是无尽的沉沦。就像一枚被抛向空中的硬币，正面或反面向上的几率完全一样。我像一个笨拙的空中飞人走在钢丝上，有一半的可能会摔下万劫不复的深渊，另一半的可能则是风度翩翩地停留在高空中。就像邻居画的那个穿着夏帕瑞丽网球服、身材纤细的模特发出来的网球一样，并不是一个已经落地的状态，而是在像永恒一样漫长的几秒钟之内，悬停在球网上空，不知道会落在球网的哪一边，犹豫着该把胜利给纸上那位寥寥几笔却美丽传神的网球手，还是那不知名的对手。一边是救赎，一边是沉沦，而我，就在两者的正中间。那个秋日的早晨，坐在巴斯盖斯警长面前的就是这样的我，等待着他的宣判。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睁开，说：
“您看，克拉乌迪奥先生。您曾经建议我找个工作，现在我已经遵从并开始工作了。这是一个正当的生意，不是一时的消遣，也不是什么肮脏交易的掩体。您对我的近况一定非常了解，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
为什么落到那种境地，也知道我为什么不能离开得土安。但是您不知道•我从哪儿来，想到哪儿去。现在，如果您容许，我想把这一切都告诉您。我来自一个卑微的家庭，母亲独自把我抚养长大，一直未婚。而父亲，
就是后来给了我钱和珠宝的那位，我一直到几个月前才认识他。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他给的这些东西造成了这一切不幸。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父亲是谁，直到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很可能因为政治原因被人暗杀，便开始盘点过去，并决定承认我，给我一部分家产。在那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从来没有用过他一分钱。因此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工作，最初只是干一些跑腿、扫地之类的杂活，每天挣四毛钱。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就跟刚才从街上经过的那些穿着米拉格罗萨校服的小女孩们同龄。也许这中间也有您的女儿，正走在上学的路上，准备在修女们的指导下学习拉丁语的书法和语法变位。可我从来没有机会享受这些，因为在那样的家庭里我需要学一门手艺，挣出自己的口粮。但也许您不相信，我很喜欢缝纫，手指也还算灵巧，所以学得很快。通过努力和坚持，几年后我成了一名优秀的裁缝。我放弃这个职业并不是一时突发奇想，而是因为马德里的时局越来越糟糕。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化，很多顾客都逃到了国外，服装店倒闭了，而且我也没有可能找到其他的工作。
“我从来没有主动找过麻烦，警长先生。近一年来在我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所有我涉嫌犯下的罪行，都不是我有意引起的，而是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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