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他们坐了下来，沙发弹簧被压得吱嘎作响。塞拉诺坐在一把单人软椅上，我看到他深色西裤的裤边，裤缝烫得笔直，黑色的袜子包着消瘦的脚踝，下面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德国人坐在他对面，就在我藏身的那张沙发的右端。他的腿比较粗，袜子也没有那么精致。如果我伸出胳膊，几乎可以挠他瘁痒了。
他们谈了很长时间。我无法准确地估计到底有多久，但是漫长到足以让我的脖子疼得像要断掉，让我疯狂地想要抓挠自己，而且几乎要控制不住地大声叫喊、痛哭，甚至跑出去。我听到打火机的声音，屋里充满了烟味。从地上可以看到塞拉诺的腿不停地架起，放下，又架起，变换了无数次。而那个德国人却几乎没有动过。我试图控制住内心的恐惧，找到一个相对不那么难受的姿势，祈求上天让这两个谈话者不要迫使我调整位置。
我的视野很窄，几乎没有活动空间，唯一能接收到的信息就是他们谈论的内容。它们飘在空气中，然后进入我的耳朵^于是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谈话的主题上，既然在粉盒事故中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也许在这里能找到什么让那个记者感兴趣的东西。或者，至少可以让我稍微转移一下注意力，不至于让脑子麻木掉。
我听他们谈到了设备和运输、船舰和飞机、金子的数量、德国马克、比塞塔、银行账号，签名与付款期、供应、后续跟踪；权力破码，公司的名字、港还有忠诚。我知道了这个德国人是约翰内斯•本哈尔德,塞拉诺打着佛朗哥的幌子给他施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避免被迫接受某些条件。虽然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谈话的背景，也不了解当时的形势，但可以推测出两个人都很希望促成他们正在谈论的这件事情。
最终他们成功了，终于达成了一致。于是他们站起来，互相击掌表示成交。我只听见声音，没有看到他们的动作，但是我看到他们的脚在向门口移动，德国人再次摆出主人的态度让西班牙人先行。在出门之前，本哈尔德提了一个问题。
“您会跟贝格贝尔上校谈这件事吗，还是您认为应该由我来谈？”
塞拉诺没有马上回答，我听见他先点了一支烟。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支了。
“您认为这是必须的吗？”他吐出一口烟，然后说。
“这些设备都将安装在西班牙保护区，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对此有所了解。”
“那这件事由我来负责吧。领袖会直接告诉他的。而且，关于这项协议的内容，最好不要泄露任何细节。只有你知我知。”他一边说，一边关上了灯。
我继续在原地等了几分钟，直到推测他们应该已经离开了这栋楼才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刚才的会谈痕迹已经荡然无存，屋里只剩下浓烈的烟草味，以及直觉中茶几上装满了烟头的烟灰缸。但我还是无法放松警惕。我整理了一下裙子和上衣，然后踮着脚尖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慢慢地把手伸向圆形的把手，好像害怕上面有什么机关一样，不敢走出去。
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碰到那个圆球，就发现有人正在屋外旋转把手。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往后一倒，然后用尽全身的力量贴在墙上，好像要跟它融为一体。门被猛地推开了，差点打到我脸上，紧接着灯也打开了。我看不到来人是谁，但是听到他在咬牙切齿地咒骂。
“看看那个变态到底把烟盒扔到他妈的哪儿了。”
虽然看不见，但是我想那只不过是一个士兵在不情不愿地执行任务，来寻找塞拉诺或者本哈尔德落下的东西，我不知道他说的变态指的是他们中的谁。很快，屋里又恢复了黑暗和寂静，但是我已经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走廊里冒险了。平生第二次，我从窗户中跳了出去，把自己解救了出来。
我回到了花园，惊讶地看到马库斯•洛根正在与贝格贝尔热烈地交谈。我正想转身走开，但已经太晚了，他看见了我，并招呼我过去。我缓缓地朝他们走去，努力掩饰着自己的紧张不安。经历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似乎我只差没跟这位总督先生亲密接触了。
“那么，您就是我亲爱的罗萨琳达那位美丽的朋友了？”他微笑着问候我。一只手端着一杯白酒，另一只手很自然地搭在我的肩头。
“真的非常髙兴，今天终于认识您了，亲爱的。很遗憾我们的罗萨琳达不太舒服，没能跟我们在一起。”
“她怎么了？”
他手里拿着雪煎，吸了一大口。
“可能是一些肠胃上的问题。每次她在非常紧张的时候就会发作。这些天她一直忙着接待我们的客人。我的小可怜，连一分钟的休息时间都没有。”
他做了个表情，示意我和马库斯把脑袋凑过去，然后压低声音，用同谋犯的口吻说：
“感谢上帝，这位连襟同志明天就要离开了，我觉得我再也忍受不了了，多一天都不行。”
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我们也跟着笑了。
“好了，两位，我得走了。”他说着看了下表，“跟你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开心，但是职责在召唤我，马上要奏赞歌，发表演讲，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程序。毫无疑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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