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都有来自马德里的消息传到这里，有时候我们看一些当地的西班牙语报纸，比如《民主报》、《非洲日报》或者共和党人的《明天报》，有时候听小市场的报贩叫卖就够了，他们用各种语言大声喊出新闻标题，比如意大利语的《丹吉尔暸望》，法语的《丹吉尔报》。我偶尔会收到母亲的信，很短，很简单，间隔时间却很长。从母亲的信里我知道外公在他的摇椅上安静地去世了。从字里行间我也能猜到她举步维艰，挣扎度日的情形。
那段时间我发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我学会了几个阿拉伯语句子，很少但是很有用。我也开始习惯众多不同的语言，法语、英语，还有西班牙语的其他方言，比如哈克提亚语，这是一种摩洛哥的西班牙犹太人说的、由古西语加上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演化而来的语言。我知道有_种东西可以抽，可以注射或是塞入鼻中，它会让人神魂颠倒，知道有的人在赌桌上甚至敢拿自己的母亲做赌注，知道有一些性并不局限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床上的云雨，而可以有多种组合。我还知道了世界上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但从来没听说过的事，比如多年前欧洲曾经经历过一场大战，比如德国的统治者叫希特勒，有人很崇拜他，有人很怕他9我发现有些人虽然看起来像是常住客，但也许第二天就人间蒸发了，或是为了保命，或是为了不被棍棒驱赶，或是为了不最终落入比噩梦还可怕的地方。
我还体会到，如果日子太单调乏味，那么所有我们认为稳定的东西，都可能在任何时候毫无理由地不合节拍，出现分歧或改变航向，最终发生变化。跟以前我了解到的怪癖嗜好、欧洲政治或身边那些人所属国家的历史不一样，这个教训不是别人告诉我的，而是我亲身体验到的。我不记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记得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从某一时刻起，我和拉米罗之间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
最初不过是日常活动流程的改变。我们跟其他人的交往越来越多，也有了一些固定的去处，再也不会不慌不忙地在街上闲逛，也不会像头天那样无所事事。虽然我更喜欢开始那段时间，两人独处，无人打扰，
一切都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我明白拉米罗凭他不可抗拒的魅力，已经在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而他做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对的，所以我一直忍耐着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度过仿佛无休无止的时间，尽管绝大多数时候我几乎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有时候是因为他们说的不是西班牙语，有时候是因为他们在谈论的一些地方或事情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比如割让、纳粹、波兰、布尔什维克、签证、引渡。拉米罗一会儿说法语，一会儿说意大利语，还能讲几句蹩脚的英语，能听懂一些简单的德语。他曾经在几个跨国公司工作，跟很多外国人接触过，当语言表达不清楚时，他会使用恰当的表情、简单的词汇解释，让人心领神会。因为交流完全没有障碍，他很快就在这些漂泊者的圈子中成为极受欢迎的人物。我们去任何一个餐厅都得跟两三桌人打招呼，到民萨赫酒店的吧台或庭西斯露天咖啡馆的时候，也很难不被邀请加入某个群体的热烈谈话。拉米罗跟他们在一起自然得就像认识了一辈子的老朋友，我呢，跟在他后面，变成他的影子，几乎从来不说话，除了感受到他在我身边，对周围的一切都无动于衷。我只是他的附属品，只要有他在身边就心满意足。
有一段时间，大概在春天结束之前，我们把双方的需求结合起来，基本找到了一个平衡。既保留两个人独处的亲密时间，我们称之为”马德里时光”，也接纳新的朋友，逐渐适应当地的生活节奏。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架天平慢慢失衡。这个过程很慢很轻微，几乎感受不到，却无可逆转。公共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慢慢地侵占着我们的私密空间。那些熟悉的面孔不再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变成了一些有过去、有未来、有能力介入我们生活的人。他们的身份变得明朗，逐渐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有趣又丰满的形象。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其中一些人的姓名，还能想起他们如今已成白骨的面容，还有他们的国家，虽然那时我根本无法在地图上找到这些地方。伊万,一个优雅沉默的俄罗斯人，总是拄着一根细手杖，.眼神深邃，外套口袋中永远露着一角丝绸手帕，像一朵凋谢的花。那个波兰男人，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但我能记得他四处宣扬所谓的财富，而所拥有的不过一根带银手柄的手
杖和两件领口已经被皮肤和岁月磨得不像样的衬衫。伊萨克斯•普林格，一个奥地利犹太人，大鼻子，拿着金烟盒。还有沃维克夫妇，克罗地亚人，先生很俊美，太太很漂亮，两人非常相像，关系很暧昧，有时候看起来像情人，有时候又像兄妹。还有一个意大利人，总是汗流浃背，用色迷迷的眼神看我，好像叫马里奥，或者是马乌里西欧，不记得了。拉米罗跟他们走得越来越近，甚至也参与到他们的渴望和担忧中去，成为他们计划中的一个活跃分子。我眼睁睁地看着，日复一日，悄无声息，他慢慢地离他们越来越近，离我越来越远。
皮特曼学院的答复似乎永远不会到来，而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迟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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