髙得令人头晕的鞋上下呼应，这是摩尔人社区里的一个鞋匠给我做的。瑞梅把我的头发梳成了一个蓬松优雅的发髻，跟菲利克斯为我化的自然妆容搭配在一起显得格外优雅。菲利克斯虽然毫无经验，但是他的作品令人惊讶：我的眼睛神釆飞扬，双唇润泽饱满，完全遮盖了脸上的疲惫。
大家帮着我穿上衣服，穿上鞋，重新整理了一下发型和口红。几乎都没有时间照镜子，一收拾好我就跑出房间，踮着脚尖匆匆忙忙地往外跑。走到门口时我停住了，装出一副从容的样子走进客厅。马库斯•洛根背对着我，正在阳台上往下看街道。听到我踩在地砖上的脚步声，他转过身来。
距离我们上一次见面已经九天，他初到时身上的累累伤痕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这天他穿了一身深色西服，左手插兜，现在已经不需要绷带了。脸上除了一些浅浅的疤痕，也几乎看不出来前一段时间曾经伤到血肉模糊。他的皮肤在摩洛哥阳光的炙烤下已经变成了古铜色，跟身上那件一尘不染的白衬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现在很容易就能站住了，宽阔的肩膀，笔挺的腰身。看到我他笑了，这一次他不用再费劲就可以完全展开笑颜。
“我们的‘裙带领袖’今天晚上见到你以后，肯定不愿意再回布尔格斯了。”他用一句含蓄的赞美作为开场白。
我也想找些跟他一样有创意的话来回答，但是我身后有人抢着说：
“好一个帅哥啊。”是躲在客厅门口的菲利克斯粗声粗气的声音。
我使劲忍住笑。
“我们走吧。”我对洛根说。
他也没有机会立即回答我。就在他要张口的时候，一个人像龙卷风一样跑过来。
“等一下，马库斯先生！”坎德拉利亚朝他挥了挥手，“没别的事，在你们出发之前，我想给您一个小小的忠告，如果您允许的话。”
洛根有些困惑地看了看我。
“一个朋友。”我说。
“既然是这样，您尽管说。”
坎德拉利亚走到他身边，一边说话一边假装帮他掸掸外套。
“你给我小心点儿，小伙子，这丫头过去已经吃过不少苦头了。你别以为你是个有钱的外国人就可以打她的主意，让她再死去活来地受一茬罪。要是哪天你敢犯浑欺负她，只要动她一根汗毛，我那表兄可不是吃素的，我们会找人来教训你。你就等着哪天晚上上街的时候被人用大刀砍了吧，把你现在好端端的那半边皮囊也给你揍开花，给你做些记号，让你一辈子走哪儿都带着。听明白了吗？”我的记者朋友张口结舌完全无法回答，虽然他的西班牙语无可挑剔，不幸的是他几乎完全没有听懂我这位好朋友的威胁。
“她说什么？”他一脸无辜地回头问我。
“没什么要紧的。我们走吧，快要迟到了。”
出门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办法掩饰自己的骄傲。不是因为自己光彩照人的外表，也不是因为自己臂弯里挽着的这位英俊逼人的男士，更不是因为即将要参加的那个盛大的活动，而是因为我身后那些朋友深厚真挚的爱。
街上到处都装点着小红旗和木犀草，挂着花环和向尊贵的来宾致意的大幅海报，还有他的连襟，那位伟大领袖的画像。成群结队的摩尔人和西班牙人在街上挤来挤去，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方向。街边的阳台都装饰上了国旗的颜色，站满了人，连屋顶平台上都是。年轻一点儿的甚至爬到了更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方：柱子上、铁栅栏上，还有路灯上。他们寻找着最佳位置，准备观赏一会儿要经过这里的车队。女孩子都手挽着手，红红的嘴唇抹了又抹。小孩子则成群结队地到处乱跑，在人群里乱窜。西班牙男孩梳着整整齐齐的头型，穿着欧式服装，戴着小小的领带，女孩的辫子上系着各种颜色的发饰。而摩尔小孩穿着长袍，带着毡帽，很多都光着脚。
我们往西班牙广场方向走，一路上人越来越多，声音也越来越大。外面很热，太阳光仍然很强烈。远远地可以听到乐队在为乐器调音。路两旁铺设了可移动的木制台阶。所有地方都被挤得水泄不通。马库斯•洛根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出示他的邀请函，以便我们能通过层层的安全围栏，这些围栏把人群隔离在达官贵人和政要们将要通过的区域之外。一路上我们几乎都没说话，周围的嘈杂声和不时需要左闪右避的人群让我们根本无法交谈。有时候我不得不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免得人群把我们俩冲散，有时候他不得不扶着我的双肩，怕我被周围混乱的人群淹没。路上花了很长时间，但是终于到达了。穿过铁门进人总督府的那一瞬间，我心里一阵绞痛，但我选择不去想它。
几个摩尔士兵在门口站岗，穿着威风凛凜的仪仗礼服，带着巨大的缠头布，斗篷随风飘扬。穿过插满了国旗和彩旗的花园，一名服务人员把我们带到了专为活动准备的白色帐篷旁，帐篷下已经聚集了一大批宾客，等待着庆典的开始。这里晃动着各种各样的军帽、手套、珠宝、领带、扇子，蓝色的衬衫，白色的外套，胸前线绣的长枪党标志，当然还有很多由我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服装。我谨慎地同几个顾客打了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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