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背后的格尔盖斯山上投下黑色的剪影。从拉朗切来的人一定就是从这座乱石嶙峋的山上下来的。我只见过火车站一次，在警长开车载我从医院搬家的路上。其他时候只能从拉鲁内塔街远远地看看，根本不知道它有多大。那天晚上，当我独自站在它对面时，才发现它是如此咄咄逼人，让我立刻开始想念摩尔人社区那些窄小的巷子。
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我不能再次被胆怯压倒，所以重又鼓足勇气准备穿越塞乌塔公路。这个时间路上连一粒灰尘都没有。我计算着时间给自己打气。这一切都快要结束了，我已经完成了大半征程。一想到很快就能摆脱身上这些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布带、把我磕得遍体鳞伤的手枪，还有让我极不自在的大袍子，我一下子振作起来。快了，还剩最后一点儿了。
我从敞开的正门进了火车站。跟刚刚走过的那些黑暗街道完全不同，迎接我的是车站清冷的灯光和空旷的大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巨大的钟，上面指着五点三刻。我在面纱下松了口气，还好，不算太晚。我故意慢慢地走过大厅，藏在帽子下的眼睛却迅速扫视着周围的情形。售票口关着，二个年迈的摩尔人蜷缩在一把凳子上，脚下放着个小包揪。尽头处有两扇巨大的门通往火车站台。左边还有一扇门，精致的指示牌上写着通往酒馆。我用眼睛搜寻着列车时刻表，发现它在右边，便直接走过去，坐到它下面的一张凳子上，开始等待。屁股一挨到凳子，、我就感觉从头到脚一阵舒畅。这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累，身上带着这些比铅块还沉的家伙一直不停地走，究竟耗费了我多少体力！
我在凳子上一动不动地坐着，没有任何人再出现在大厅。但是耳边不断传来的人声让我知道周围并不平静。有些声音来自外面的站台。脚步声，男人低低的说话声，偶尔有一两句大声的。听嗓音都很年轻，我想可能是负责监视火车站的那些士兵。我强迫自己不去想他们是否得到了特殊授权，对任何可疑人员都可以直接开枪。酒馆那边也传来一些声音，这让我多少放心了一些，至少知道酒馆老板醒着，而且在他该在的地方。我在那里坐了十分钟，这十分钟是如此漫长，几乎要让我失去耐心了。没有时间像坎德拉利亚说的那样坐满二十分钟了。当大钟的指针指向六点差五分的时候，我用尽力气艰难地站了起来，朝酒馆走去。
酒馆很大，至少有十多张桌子，大部分是空的，一张桌子上有一个男人在睡觉，头埋在臂弯里，身旁放着一只空酒瓶。我趿拉着拖鞋走向柜台，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别人会对我说什么。柜台后面，一个肤色偏黑的干瘦男人叼着一根烟头，正忙着把盘子和杯子摆成整齐的一摞，似乎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马上就要走到他面前的蒙面女人。等他看见我来到柜台后，嘴里仍然叼着烟头，大声说道：“七点半，列车七点半才开。”然后他压低了声音，用阿拉伯语说了一串我听不懂的话。“我听不懂，我是西班牙人。”我在面纱后面小声说。他难以置信地张大了嘴巴，连嘴里的烟头都掉到了地上，匆匆忙忙地给我传递了交货信息：“去站台的洗手间，关上门，他们在等您。”
我慢慢往回走，回到大厅，向黑暗的站台走去。在这之前，我又重新整理了一下长袍，把身体裹严，将面纱往上拉了拉，几乎要盖到睫毛了。宽阔的站台似乎空无一人，对面是乱石嶙峋的格尔盖斯山，黑压压地一眼望不到边际。负责监视火车站的士兵有四个，聚在一处，在通往铁轨的大拱门下一边抽烟，一边低声聊天。当他们感觉到有个黑影进来的时候吓了一跳。我注意到他们一下子紧张起来，军靴啪的一声碰在一起，挺直身躯，摸了摸肩膀上的枪。
“站住，别动！”其中一个见到我就喊。我感觉自己的身体一下子在那一堆冰冷的手枪里僵硬了。
“别管她，丘卢卡，没看到她是个摩尔女人吗？”另一个紧接着说。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既没有再往前走，也没有往后退。他们站在原地没有向我靠近，在离我大约二十到三十米远的地方商量着该怎么办。
“我不管她是摩尔女人还是西班牙女人。长官说了，任何人都要出示证件。”
“我操，丘卢卡，你这个蠢货，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长官说的是所有西班牙人，不是这些摩尔人。你真是什么都不懂，笨蛋！”另一个士兵说。
“什么都不懂的是你们！好了，女士，请您出示证件。”
我感觉两腿发软，几乎要昏厥在地。这下肯定完了，没救了。我屏住呼吸，全身都被冷汗浸透了。
“你怎么那么蠢，丘卢卡。”另一名同伴在他背后说，“本地的摩尔女人出门从来就不带什么证件。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里是非洲，不是你们村里的广场！”
但是这番话已经晚了。这个一丝不苟的士兵离我也就两步远。他伸手等着我交出证件，在一层层的布缝里寻找我的目光。但他不可能找得到。我一直低着头，直勾勾地盯着他那双满是泥点的军靴和我自己脚上破旧的拖鞋，还有两双鞋之间那不到半米的距离。
“要是长官知道你去骚扰一个丝毫不该被怀疑的摩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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