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母亲来了以后，我的日常生活中增加了一项新的活动，就是阅读。她仍保持着晚上早睡的习惯，菲利克斯也不再来串门了，于是我每天晚上都有了大把不知道如何打发的空闲时间。直到有一天菲利克斯再次突发奇想，给我找到了一个解闷的好办法。他带来了一本双层封皮的书，以两个女人的名字命名：《福尔图纳达和哈辛达》。从那时候开始，我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阅读这位天才邻居家里的那些长篇小说。几个月以后我已经把它们看了个遍，开始从得土安图书馆的书架中寻找目标。一九四〇年的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我读完了那座小图书馆里的二三十本小说，正发愁以后拿什么来消遣。有人出乎意料地给我送来了一页纸。这次不是小说，而是一封蓝色的电报。也不是为了让我享受阅读的内容，而是让我照着上面的指示去做。“私人邀请函。丹吉尔私人派对。马德里的朋友在那儿等你。九月一日晚上七点。提姆酒吧。”
我感到内心一阵翻腾，不过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不用看签名我就知道这是谁发来的电报。我的脑海中一下子浮现出各种各样的回忆：音乐、欢笑、鸡尾酒、各种突如其来的状况、听不懂的外国词、小小的冒险、敞篷车里的远足，还有生活的欲望。我把过去的日子跟现在平静的生活做了个比较。现在，时间几乎都是在单调的缝纫和试衣中、在广播的长篇故事中、在每天傍晚跟母亲的散步中不知不觉流过的。这些日子以来，情感上唯一的波动，也就是菲利克斯偶尔拉我去看的某一场电影，还有每天晚上无所事事时，囫囵吞枣看的小说里那些主人公的奇遇和爱情故事。知道罗萨琳达在丹吉尔等我，我欣喜万分，虽然只是短暂相逢，但生活又有了希望。
我按照约定的日期和时间准时到达，却没在明萨赫酒店的吧台前找到任何派对，大厅里只有四五桌不认识的人，吧台前有两个孤独的饮者，吧台后也不见提姆的踪影。也许是因为钢琴师还没来，酒吧里的气氛显得十分寥落，跟以前那些热闹的夜晚完全不同。我谨慎地坐在一张桌子旁边等待，拒绝了走过来服务的侍者。七点十分，七点十五，七点二十，可是派对还是没有开始的迹象。到七点半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去吧台询问提姆的去向。他们告诉我他已经不在这儿工作了，自己开了一家“提姆酒吧”。在哪儿？南美大街。我飞奔而去。两分钟以后就到达了B的地，其实两家酒吧相距不过几百米。提姆一如既往的消瘦、黝黑，我的身影一出现在门口，他就在吧台后面看到了。他的吧台比刚才那个热闹一些，虽然没有太多的顾客，但是交谈的声音比较大，语调更放松，还不时传来笑声。他没有跟我打招呼，而是用那双黑炭一样的眼睛示意我去酒吧最里面，那里挂着一块布帘。我走向那块沉甸甸的绿色丝绒帘子，揭开走了进去。
“亲爱的，你迟到了。”
虽然周围是脏兮兮的墙面，头顶只有一个昏黄暗淡的电灯泡，四周到处放着装饮料的盒子，墙角还堆着整袋整袋的咖啡豆，但这些一点儿也不影响我这位好朋友的魅力。也许是她，也许是提姆，也许是他们俩一起，在当天下午酒吧开业之前，把这个小小的仓库临时改建成了一个私人会见的场所。真的很私人，因为里面只有两把椅子，中间隔着一个铺着白色桌布的大木桶。木桶上放着两杯酒，一个鸡尾酒瓶，一个装着土耳其烟的烟盒，还有一个烟灰缸。屋子的角落里有一堆盒子，上面颤颤巍巍地放着一个手持留声机，里面传来比莉•哈乐黛的《夏日》。
自从她去了马德里，我们已经有整整一年没见了。她还是那么瘦，皮肤还是那么透明，还是一头随时都会挡住眼睛的金色长鬈发。但是她的表情已经不是以前的无无虑，也不是跟她丈夫艰难共处时或者后来恢复阶段的模样。我没有办法说清楚到底是哪儿发生了变化，她整个人好像都已经稍稍不同，看上去成熟了些，或许还有些疲惫。从她的信里我已经得知了贝格贝尔的艰难处境，以及她在马德里的举步维艰。但是她从来没有提到过要回趟摩洛哥。
我们拥抱着，像小学生一样开怀大笑，互相夸奖着对方的服饰，然•后又是一阵大笑。我是多么地想念她啊。没错，我身边有母亲的陪伴，有菲利克斯，有坎德拉利亚，有服装店，还有新爱好阅读。但是她的出现仍让我激动。她从来都是不期而至。她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看问题的角度，她的异想天开，她那些小小的任性，特立独行和混乱的语言，我是多么想念这一切，多么想知道她这一年来的境况，所以一坐下来就问了她一连串的问题：在马德里过得怎么样？约翰尼怎么样？贝格贝尔呢？为什么会到非洲来？而她则用些模棱两可的话和生活趣事回答我，直到我的好奇心被充分地满足，不再向她追问更多的事情，她才一边把桌上的酒杯倒满，一边切人正题。
“我来是为了给你一份工作。”
我笑了。
“我已经有一份了。”
“我向你推荐另外一份。”
我又笑了，喝了一口酒，跟以前一样，粉红杜松子鸡尾酒。
“什么样的工作？”我放下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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