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掌没有什么别的庆祝活动，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也穿不上什么好衣服，但血缘和亲情是无法割舍的，哪怕你跟家人一起分享的只不过是疲惫和贫穷。”
我还是不敢看她，继续假装全神贯注地在桌面上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个研钵、一个汤锅、一个奶油蛋糕、一个装满了油的小盆、
三头大蒜、一枝月桂——找个空地放下手中的酒瓶。她在我身边用肯定的语气继续说：
“慢慢地一切都会过去，你看着吧。你母亲一定还好好的，今天晚上一定也在跟邻居们一起吃饭，虽然她想你，时刻惦记着你，但是至少会庆幸你不在马德里，远离战争。”
也许她说得有道理。我不在身边对母亲来说安慰多于遗憾。很可能她以为我还跟拉米罗一起在丹吉尔，也许还想象着我们俩在某个豪华餐厅里享用平安夜大餐，周围是一群无忧无虑的外国人，歌舞升平，毫不理会海峡另一边的战火。虽然我经常写信告诉她我的近况，但是全世界都知道摩洛哥的邮件根本到不了马德里，很可能那些信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得土安。
“也许你说得对。”我嗫嚅着，几乎没张开嘴，手里还拿着那两瓶酒,眼睛直直地盯着桌子，找不到地方放下。我也没有勇气正视她，怕控制不住眼泪。
“我说得当然对，丫头，别再想那么多了。就算她再想你，但光是知道你远离炸弹和机枪的威胁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值得高兴的理由了。所以，来吧，高兴点儿，高兴点儿！”她一边说一边从我手里抢过一瓶酒，“你看着吧，我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的心肝。”她打开瓶盖，把酒瓶高高地举起来，“为你的母亲干杯！”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已经咕咚喝了一大口。“该你了！”她用手背擦了擦嘴。我完全没有喝酒的兴致，但还是顺从了，这是为母亲的健康干杯，为了她，什么事情我都会去做。
晚餐开始了。虽然坎德拉利亚努力营造欢乐的气氛，但是其他人几乎都不说话，连争吵的意愿都没有。退休教师安塞尔莫先生咳得肺都要炸了。那对干瘦的老姐妹，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憔悴，不停地流眼泪。胖女人不住地叹气，擤鼻子。小巴格喝了点儿酒，开始说傻话，电报员跟他一唱一和，终于把大家逗笑了。这时候坎德拉利亚站起来，髙高举起她满满的酒杯“为了在的人，为了不在的人，为了我们，为了别人，干杯！”我们相互拥抱，一同哭泣，这天晚上，所有的家庭里都充满了像我们一样不幸的人。
新年的头几个月过得很平静，我一直在不停地工作。在这些日子里，我的邻居菲利克斯•阿兰达成了我家的常客。除了作为对门邻居的地缘优势，还有一种不能用空间距离测量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他有些特立独行，而我时不时地需要帮助，就这样我们在战乱的年代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这份友谊穿越了那些动荡不安充满变数的时代。除了最开始的几幅草图帮我解决了网球服样式陈旧的问题，之后他还多次向我施以援手，帮助我轻松克服那些看起来似乎难以逾越的困难。跟夏帕瑞丽的裙裤不同，逼得我不得不再次向他求助的困难发生在安顿下来以后不久，不是艺术方面的，纯粹因为我对财务知识一窍不通。对于任何一个受过~定教育的人来说，这点儿小事完全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在马德里简陋社区小学里的短短几年根本没有教给我这些东西。因此，在约好了向顾客提交本店第一张账单的前一个晚上，十一点了我仍在抓耳挠腮手足无措，无法把与我所做的这些衣服等值的劳动转化成书面上的条款和金额。
那是十一月份的时候。傍晚时分，天空就出现了鱼肚白，待到夜幕降临下起了大雨，预告着一场来自附近地中海的暴风雨即将来临，这种暴风雨足以把树连根拔起，摧毁路边的电线。下暴雨时，人们只能蜷缩在毯子里小声向圣芭芭拉祈祷。就在天气变坏之前，哈米拉刚把做完的衣服送到弗拉乌•海恩兹家里去。两套晚礼服，两套套装还有一套网球服，我的第一批作品。它们一直挂在衣架上等待着最后一遍熨烫，烫完以后装到亚麻袋子里，哈米拉跑了三趟才把它们都送到目的地。最后一趟回来时她带回了弗拉乌的口信：
“弗拉乌•海恩兹让哈米拉明天上午送去德国马克的账单。”
似乎怕n信表达不清似的，哈米拉还带回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跟口信同样的内容。于是我开始想这该死的账单到底是什么样。可是这一次，回忆没有像以前那样帮我脱离困境。自从开了这家时装店动手制作第一批衣服，心中珍藏的那些在马努埃拉女士时装店里工作的回忆一直是我摸索着向前的灵感源泉。我对一个高级时装店内部的运作了如指掌，也会量尺寸、剪衣样、打摺、装袖子、装翻领，这些都没问题。但是无论我怎么在记忆里一遍遍搜寻，都找不到任何参考可以帮助我开出一张账单。当然那时候我曾经手过很多账单，负责把它们送到顾客家里，有时候甚至会直接把顾客付的钱揣在口袋里带回去，然而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停下来打开哪个信封看看账单到底是什么样
我想再次去向坎德拉利亚求助，但是看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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