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好朋友，完全不是。事实上，虽然胡安•路易斯几个月前曾经陪桑胡尔霍一起访问德国，但是他一开始完全是置身事外的。叛乱的策划者们，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料到他会参与进来。当时他是土著事务副代表，一个偏行政管理的职位，跟部队没有太多联系，跟策划叛乱也毫无关系，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YouknowwhatImean(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喜欢阅读、聊天、辩论、学习其他语言……亲爱的胡安•路易斯，他非常非常的浪漫。”
对我来说，实在很难把罗萨琳达描述的又浪漫又有魅力的男人，跟一个起义部队的高级将领联系在一起。不过当然我永远不会让她知道我的真实想法。这时候我们来到了一个关卡，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本地士兵在那里站岗。
“把你的护照给我。”
我从包里取出护照和头一天克拉乌迪奥先生给我开的过境许可证，一起递给她。她拿起护照，看也没看就把过境许可证扔一边了，然后把我的护照和她的放在一起，还有一张对折的纸，可能是个无所不能的通行证，如果她愿意，甚至可以用它去天涯海角。她满脸微笑地把这些一起递给站岗士兵，士兵把证件送进了一间石灰墙的小平房。马上，里面就出来一位西班牙军官，走到我们面前立正，毕恭毕敬地行了个军礼，然后一言不发地示意我们继续通行。于是她继续着独白，不过因为忘记之前说到哪儿了，所以又重新开始了一个话题。而我这个时候却在努力保持镇定。虽然知道完全没什么可紧张的，所有的手续都正当合法，但一走到卡哨前我就不由自主地觉得焦躁不安，浑身不自在。
“去年十月份我在利物浦登上了一艘开往西印度群岛的咖啡商船，中途靠岸时来到丹吉尔，然后按照原计划住了下来。我下船的时候简直都要疯了，因为丹吉尔的码头实在是太awful(吓人）了。你知道的，是吗？”这次我确信无疑地点了点头。怎么可能忘记呢？一年多以前跟拉米罗一起到达丹吉尔码头，那里的灯光、船、海滩、从绿色的山上绵延下来一直到海滨的白色房子，汽笛声、咸咸的海的味道和沥青的味道。我努力集中精力倾听罗萨琳达的传奇经历，现在还不是打开优伤的记忆口袋的时候。
“你想象一下，我带着儿子约翰尼还有霍克，我的西班牙猎犬，带着汽车和十六只大箱子，装满了衣服、地植、瓷器、吉普林和伊夫林•沃的书、相册、高尔夫球杆，还有我的HMV手持留声机，我所有的唱片，保罗•惠特曼和他的管弦乐队、平•克劳斯贝、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当然了，我还带了一大堆推荐信。这是我父亲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教会我的除了骑马和打桥牌之外最重要的事情。他总是说，出门时千万要带着推荐信！可怜的父亲，几年前他因为heartattack去世了，西班牙语怎么说？”她用一只手指指左边的胸口。
“心脏病？”
“That’sit(对），就是心脏病。因为这些推荐信，我很快就在丹吉尔结交了一些英国朋友，比如从殖民地退休的老公务员、军队的军官、外交人员，youknow(你知道），又是那些人。Totellyouthetruth(说实话），大部分人都很无聊，不过通过他们我也认识了一些有趣的人。我在丹麦大使馆旁边租了一栋非常棒的房子，找了个用人，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月。”
道路两边零零散散地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白色房子，说明我们马上就要到达丹吉尔了。公路边的行人也多了起来，成群结队背着大包的妇女，穿着短裤光着腿追逐嬉戏的儿童，戴着缠头布穿着长袍的男子，动物，驮着水罐的骡马，瘦弱的羊群，有时也会出现一群乱跑的母鸡。渐渐地，丹吉尔出现了。罗萨琳达一边熟门熟路地穿过一个又一个路口，飞速向市中心驶去，口中仍在向我描述她有多么喜欢不久前刚刚搬出来的那栋丹吉尔的房子。与此同时，我慢慢认出了那些熟悉的地方，努力强迫自己不去回想在我自认为幸福的日子里，曾跟谁一起流连。最后她在法国广场停下了，那一脚急刹车让很多行人都回头观望。她却毫不理会路人的目光，摘掉头巾，对着后视镜重新描了一下口红。
“我特别想去明萨赫酒吧喝一杯早间鸡尾酒，不过我要先去办点儿小事情。你陪我去吗？”
“去哪儿？”
“去伦敦和南美银行。我要去看看我那个死鬼丈夫有没有寄生活费”
我也摘下了头巾，心里暗想这个女人什么时候才能显得不那么神秘和捉摸不透。当我以为她是一个为爱疯狂的年轻女孩时，却发现她是一个坠人情网的母亲；当我以为她的衣柜里装满了国际知名设计师的奢侈时装时，她却跑来找我借衣服去参加德国纳粹分子的宴会；当我以为她爱上的是一个年轻轻浮的外国人时，却发现原来她的心上人是一个比她.年长一倍的位髙权重的军人。所有这一切也没能让我完全了解她，怎么可能完全了解呢？此时此刻她又突然宣布她有一个丈夫，虽然不在身边，但确实还活着，而且似乎不太愿意继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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