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与圣雷莫

化规律。我则被另一个植物界——文字丛林所吸引，因而拒绝了父母本来要教给我的那些知识；人类的智慧对我而言同样是陌生的。”

如果人们想要对世界和历史做出一个普遍解释，那么首先要考虑我们房屋的位置。它所处的地区曾经被称为“法兰西之角”，位于圣彼得罗山的半山腰，就像两块大陆的边界。山下，只要踏出我家的栅栏，走出那条私家小道，熙来攘往的城市便近在眼前，人行道，橱窗，电影院的广告牌，报刊亭，还有科隆博广场仅一步之遥，再向前便是海滨；山上，只要走出厨房的门，走到那条山上修建的又流经屋后的水渠[……]瞬间就来到田间，再向上便是鹅卵石铺就的山间小路，掩映在石墙、葡萄架与绿树之间。(1962)

我父母最惹眼的特立独行之举就是他们豪迈的决不妥协的反教权主义：自小，在学校，我就学会了要拥有不同于他人的想法，而为了不盲从官方的思想，就要忍受来自上级和同伴的猜疑、歧视和嘲笑。因为我不去做弥撒，我没有像我同学那样受坚信礼，没有去上宗教课，在档案的宗教信仰一栏中，我父母填了“无”，我因此被人指指点点。我父母从小向我灌输的另一个思想就是仇视君主制，这是属于一个古老的具有共和党与马志尼思想的家庭的意识。（未曾出版的手稿，1953）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圣雷莫山上的橄榄园。

1933年6月，卡尔维诺与母亲和弟弟弗洛里亚诺在梅里迪纳别墅的花园里。

卡尔维诺与显微镜前的母亲。埃维莉娜·卡尔维诺(1886—1978)，植物学家，发表过大量科学出版物，与丈夫并肩工作，将一生都投入到科学研究中。

1933年10月，卡尔维诺与弟弟在圣约翰。

我的母亲是一位非常严格的女性，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固守她自己的想法。我的父亲也很严格，脾气粗暴，但他的严厉更多表现为嗓门大、易发火，而且不是时时严厉，而是间歇性地严厉。无论是作为深深扎根于故乡的老派利古里亚人，还是作为曾周游世界并经历过潘乔·维拉时代的墨西哥革命的人，我父亲都更适合做叙事人物。他们二人个性都十分强硬与鲜明。绝对的世俗教育可能比天主教的教育更具有压制性。对于孩子而言，为了不遭受强势个性的碾压，唯一的方法就是以防御系统进行反抗。但这也会带来损失：所有本可以由父辈传给孩子的知识就失传了。

但我必须说的是，我的性格造成我在表示拒绝时总是游移不定，从不会彻底拒绝。我表示赞成时也是如此；每当我赞成某事，相信某物时，我又总是有所保留，与其保持一定距离以便能从外部对其识别。(1980a)

我母亲从来不认可生命就是浪费这一说法；对她而言，生命就是激情。因此，她一直过着植物园、家、研究室三点一线的生活，植物园里满是贴满标签的植物，家里九重葛爬满了墙面，如同一层挂毯，而研究室里全是植物标本，还有一台放在玻璃罩里的显微镜。她做事向来井井有条，不会犹疑不决，她将激情转化为责任，并以此为生。(1962)

伊塔洛在圣乔治学院上幼儿园，随后在瓦尔德西教会学校上小学。“我的童年没有什么悲惨的经历，我的生活环境优渥舒适，宁静祥和，色彩斑斓。虽然小矛盾不断，但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冲突，这就是当时我对世界的所有印象。”(1960a)

在一些短篇小说中，他会追忆他与父亲的关系，以及那些承载了父亲记忆与他的童年记忆的地方。比如，在《国家防空联合会的晚上》与《圣约翰之路》中都有体现。

[……]我睡不着，在行军床上辗转反侧。这时，父亲已经起床，绑好绑腿，穿上猎装，衣服口袋里塞满了各式工具。我隐约听到他在依然漆黑寂静的屋里走动，把狗叫醒，安抚它，跟它说说话。他在燃气灶上为他自己和狗热了早餐，他们就在寒冷的厨房里一起吃早餐，然后他把一个大篮子斜挎在肩头，另一个拿在手里，裹上围巾，连同他那白色的山羊胡子一同裹进去，随后大步走出家门。于是，山间小路上便回响着他沉重的脚步声，狗脖子上的铃铛声，还夹杂着他不断咳嗽和咳痰的声音，这些声响犹如报时器，沿路而居的人家在半睡半醒间都知道是时候起床了。他踏着第一缕阳光到达农场，叫醒农民，在他们开始干活之前，他已经挨个地头巡视了一番，检查过已经做完的活儿和还需要干的活儿，就开始大喊大叫，骂骂咧咧，整个山谷里都回响着他的声音。他年纪越大越愤世嫉俗，具体表现就是要早起，他总是第一个站在田间地头，不断指责所有人，孩子、朋友、宿敌全是一群好逸恶劳之徒。或许他唯一的幸福时光就是拂晓时分，他与狗一起走过那些熟知的街巷，咳出压迫了他一整夜的痰液，在晨光熹微中，看着成排的葡萄与橄榄树枝头的颜色逐渐鲜活起来，辨识着晨起鸟儿的各色啁啾啼啭。(1954a)

卡尔维诺的弟弟弗洛里亚诺。

1934年夏天，卡尔维诺。

1937年，卡尔维诺与外祖母马达莱娜、弟弟及一位朋友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