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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法正的背影，吕布笑道：“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者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凡是用兵的法则，主将受领国君的命令，征集兵员编成军队，在“圮地”上不要驻止，在“衢地”上应结交诸侯，在“绝地”上不可停留，遇到“围地”要巧出奇谋，陷入“死地”就要殊死奋战。有的道路不宜通过，有的敌军不宜攻击，有的城邑不宜攻占，有的地方不宜争夺，不合乎上述“九变”的，即使是国君的命令，也可以不执行。所以，将帅能通晓九变好处的，就懂得用兵了，将帅不通晓九变好处的，虽然知道地形情况，也不能得地利。指挥军队而不知道各种机变的方法，虽然知道“五利”，也不能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所以，明智的将帅考虑问题，总是兼顾到利和害两个方面。在有利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祸患就可以避免。能使诸侯屈服的，是用诸侯最害怕的事情去威胁它；能役使诸候的，是用危险的事情去困扰它；能使诸侯归附的，是用利益去引诱它。所以用兵的法则，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打，而要依靠自己严阵以待，充分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使敌人无法攻破的充足力量和办法。将帅有五种致命弱点：有勇无谋，只知死拼，就可能被敌诱杀；临阵畏怯，贪生怕死，就可能被敌俘虏；急躁易怒，一触即跳，就可能受敌凌辱而妄动；廉洁而爱好名声，过于自尊，就可能被敌侮辱而失去理智；溺爱民众，就可能被敌烦扰而陷于被动。这五点是将帅易犯的过失，是用兵的灾害。军队的覆灭、将帅的被杀，都是由于这五种致命弱点造成的，这是做将帅的人不可不充分注意的。牛辅啊牛辅，此番你必死无疑了！”想到这里，吕布转身冲着殿外大喊道：“来人，擂鼓，传令众将议事厅议事！”

此时的韩遂是悔不当初，此番非但折了阎行、马阮和万余骑兵，自己在金城外围苦心布置的防线也被董卓部下攻占。见韩遂如此懊悔，成公英上前劝导：“主公，一般用兵的原则，没有比指挥上的高度统一更重要的了。指挥统一，军队就能独往独来，所向无敌。”黄帝说：‘统一指挥基本上符合用兵的规律，几乎可以达到神妙莫测的用兵境界。’运用统一指挥这一原则，关键在于把握时机；显示这一原则，关键在于利用态势；成功地利用这一原则，关键在于君主。所以古代圣王称战争为凶器，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它。现在商王只知道他的国家存在，而不知道他的国家已面临危亡；只知道纵情享锭，而不知道他已面临祸殃。国家能否长存，不在于眼下是否存在，而在于能否做到居安思危；君主能否享乐，不在于眼前是否享乐，而在于能否做到乐不忘忧。现在您已思虑到安危存亡的根本问题，至于其他枝节问题还有什么好忧虑的呢？”“两军相遇，敌人不能来进攻我，我也不能去攻打敌人。双方都设置坚固的守备，谁都不敢率先发起攻击，我想袭击他，又没有有利的条件，应该怎么办呢？”要外表佯装混乱，而内部实际严整；外表伪装缺粮，而实际储备充足；实际战斗力强大，而装做战斗力衰弱。使军队或合或离，或聚或散，装作没有节制纪律以迷惑敌人。隐匿自己的计谋，保守自己的意图，加高巩固壁垒。埋伏精锐，隐蔽肃静，无形无声，使敌人无从知道我方的兵力部署。想要从西边发起攻击，则先从东边进行佯攻。”如果敌人已经知道我军情况，了解了我方计谋，那该怎么办？”作战取胜的方法，在于周密地察明敌情，抓住有利的战机，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给予迅猛的打击。胜不骄，我们有十余万大军，他吕布再厉害也挡不住我们两面攻击，我已经派人去联系长安李傕、郭汜让他们发兵，吕布孤身进入甘凉这是杀死他的最佳时机，绝不可以放过他！”韩遂闻言，扬天感慨道：“昔日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呜呼！商王虐极，罪杀不辜，公尚助予，忧民如何？”

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贤，惠民以观天道。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从其门，门可入也；立其礼，礼可成也；争其强，强可胜也。“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微哉！微哉！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