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每当想起这件事，杨卫平心里就会非常难受。
当年那种条件下，连饭都常常吃不饱，更是不要奢谈营养品。周援朝和何国栋虽然起来年轻力壮的，但其实也是营养不良。杨卫平至今都还清楚地记得，两位哥哥在他病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身体都相当虚弱，特别是何国栋，有几天走路都得扶着墙沿。
这件事他们俩回来后提都没提，还是苏红梅有次去县城办事，无意中听她一位在县医院当护士的同学说起，回来后告诉了杨卫平。
杨卫平现在还记得自己在得知这事后，第一时间跑去找何国栋，何国栋当时在地里干活累得晕倒了，急得杨卫平当场就嚎啕大哭。他是真不知道两位哥哥为了给他买药凑钱而去卖血。之后啥也不顾了，把他一直珍藏着舍不得花的那笔他父母留下的抚衅金从箱底取出来，送何国栋去了县医院。
何国栋也是打这以后，患上了贫血的毛病。一直到他走上领导岗位也没有完全恢复。
想起这些刻骨铭心的往事，杨卫平禁不住哽咽出声，“国栋哥，谢谢你这么大热天的跑几十里山路为我找药，给你添麻烦了。”
“说什么呢！”何国栋抬手在杨卫平脑袋上敲了下，笑骂着说道：“你不麻烦我还能麻烦谁！谁让你小子管我叫哥啊！哟哟哟，这还开始流马尿了。臭小子，不知道什么叫做男人流血不流泪吗！”
“嗯嗯！”杨卫平抬手擦干眼角的泪痕，用力地连连点头。
在杨卫平的人生中，除了生育他的亲生父母，只有三个人被他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
一个是周援朝，一个就是此时此刻出现在杨卫平眼帘中的何国栋。
他们三个，从小在一个大院长大，何国栋是老大，周援朝是二哥，杨卫平最小。
何国栋和周援朝的父母，几乎是同时受迫害被造反派关进牛棚隔离审查，他们俩的头上自然也被扣上了黑五类走资派小崽子的黑帽子。没下乡插队之前，在京城没少被造反派红卫兵围攻、批斗、打骂，但何国栋和周援朝从没向这帮人低过头，打不赢也要打，拼不过也得拼。全国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农插队大潮流后，他二人受某位老首长保护，安排他们下放到了陇西农村插队，从此远离了风暴中心，变相地将他俩保护起来。
杨卫平的父母虽然在文革开始前就双双病逝，却依然没逃过大运动的波及，照样被打成了修正主义走资派。只不过他的情况要比何国栋和周援朝稍许好一点，加上他年龄小，没被造反派当成主要斗争对象。但杨卫平因为与何国栋、周援朝形影不离，每次跟人打架的时候他们哥仨都是同进同退，如此一来自然也没少受欺负。
何国栋和周援朝下乡的时候，杨卫平当时年龄还小，不够当知青的标准。但杨卫平坚持要跟何国栋、周援朝一起走，何国栋和周援朝也确实不放心把杨卫平一个人留在京城，同样是通过那位老首长的关系，他们哥仨同时结伴离开京城，来到了陇西农村。
那几年的经历，在杨卫平心中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重生后第一次到为了帮他找药而扭伤了脚踝，风尘扑扑疲惫不堪的何国栋，杨卫平怎么可能掩饰得了心中的激动。
在上一世，何国栋比杨卫平晚两年考上大学，三十岁不到，就已经是主政一方的金南县长、县委书记。四十一岁的时候升任南江市委书记，两年调任副省级城市海洲市担任市委书记，四十八岁那年荣任沪海城市长，之后仕途通达，先后在沿海地区三个经济发达省担任封疆大吏。杨卫生重生前，何国栋已经进入华夏最高权力中枢，官居一品，坐镇朝堂之上。
如果不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何国栋在基层任职主抓经济工作的过程中走过很长一段时间弯路，杨卫平相信国栋哥的仕途将会变得更为坦荡通达。
国栋哥，这一世，我一定尽我所能，助你大鹏展翅，扶摇直上九重天！杨卫平暗自在心中发誓。
“卫平现在病好了，我这一趟也不算白跑，最起码让我清人某些人的本来面目。”何国栋一瘸一拐地任由杨卫平搀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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