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关于《马桥词典》的对话

是在用更为通用的当然也是文学的语言钩沉出不为人知的马桥语音，尤其是揭示出其中包含的人性内涵、人类生活的某个侧面。换句话说，是让被通用语言“遮蔽”的另一种沉默的语言发出声响，当然也是一种沉默的生活得到展现。

韩少功：当然，写小说得用文字，而用文字来描述声音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这还是可以尝试的。正像用声音来描述景象也是可以尝试的。《高山流水》就是一例。的确，语音背后所隐藏着的社会、历史、文化，所沉淀的思想、情感、故事、想象，都需要人们将其挖掘出来。做这个事就得像当侦探，从蛛丝马迹中发现故事、命运、社会历史。

语言是担负事实重力的跳高

崔卫平：说到挖掘，我好奇地再问一个“庸俗”的问题：这里面的事情以及所收集的词语是不是都是真的？我一边阅读一边不停地想：这些东西是真还是假？我当然知道有关小说的起码常识，但无法消除自己的迷惑，因为它看上去的确“亦真亦幻”。

韩少功：真真假假吧。应该说大部分查有实据，但也有个别的是无中生有，比如“晕街”这个词就是出于杜撰。不过这种虚构得有一定的现实生活根据，也得大体上符合语言学规律，否则读者就难以接受。中文中有“晕车”、“晕船”、“思乡”，对应着英文中的carsick、seasick、homesick。这样，不管是根据中文还是英文的造词规律，杜撰一个“晕街”大概也是合理的。

崔卫平：这样听起来更让人放心了。否则那么多好玩的说法和事情都被你撞上了，会让人感到嫉妒的。

韩少功：这个新词也出自生活经验。我曾看见好些农民不愿进城，不敢坐汽车，一闻到汽油味就呕吐，见到汽车站就绕着走。城市生活确实让他们犯晕。一个小农社会最容易有这种生理现象。长期的生活方式确实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理机能。

崔卫平：被“改变”的其实是我们，是我们适应城市了。

韩少功：对，是我们克服“晕街”了。

崔卫平：有个英国人说过：“小说就是以道听途说的方式传播知识。”你这本小说里确实有很多知识性的东西，那种特定生活、地理环境、历史遗存，包括人们的劳动和生活用具，尤其是那些光怪陆离的人性表现，至少部分满足了人们与知识有关的好奇心。

韩少功：在我的理解中，小说传播知识，也创造知识，只是这种知识与我们平时理解的知识可能不大一样。小说的功能之一就是要挑战我们从小学、中学开始接受的很多知识规范，甚至要叛离或超越某些所谓“科学”的规范。我以前说过，把女人比做鲜花，其实女人与鲜花有什么关系？一个是动物，一个是植物，这种比喻不是瞎搅和吗？但文学就是这样，找到了女人与花之间的同质关联，找到了一种科学之外的真理。其实，每一个好比喻都是挑战现存知识定规，而且最精彩的比喻往往构成了对知识定规最剧烈的破坏。这就是钱钟书先生说的：本体与喻体的关系越远越好。为什么要远？这不光是修辞技术的问题，还是哲学的问题。小说不接受科学家给定的世界图景，而要创造另一种世界图景，包括在女人和鲜花之间，在什么与什么之间，重新编定逻辑关系。

崔卫平：这是另一种知识，“伪知识”，艺术的知识。我感觉到《马桥词典》对现存知识破坏最大的，是对人们头脑中时间概念、是对人们通常的时间概念的质疑。刚开始几页，读到摆渡老人追那几个不付钱的知青，“不觉得快慢是个什么问题”，令人感到存在着一种异样的眼光。还有马鸣，用我们的话来说是一个完全没有“现实感”的人，土改、清匪反霸、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四清、“文革”这一切对他都无效，都不是他的“历史”。马桥的其他人也都有自己奇特的、令外人无比困惑的“现实感”，这一点在“马疤子（以及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八年（续）”表现得更为清楚。马桥人用“长沙大会战那年”、“茂公当维持会长那年”、“张家坊竹子开花那年”、“光复在龙家滩发蒙那年”等不同说法来表明公元纪年一九四八，时间是在人们破碎的感知中的片断记忆。尤其是刚刚平反的光复回到家中，与十三岁的儿子为一个瓶盖而打架，对于老子来说特别重要而漫长的半辈子，在儿子看来完全是虚无和空白。这个细节极为深入地揭示了“时间的歧义性”，时间的断裂和变形。哪有匀质和均速以供人们共存共享的统一的时间？不过是一种脆弱而幻觉的时间感觉罢了。

韩少功：所谓统一的时间，客观的时间，只对常规物质世界有效，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那里就要受到挑战。至于人们对时间的感觉，那更是千差万别和变幻不定。可以说，我们主观的时间总是与人的感受联系在一起。比如农民对时间最强烈的感受可能来自于季节，来自于春夏秋冬四季循环。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民比较容易接受佛家的“生命循环”说，接受儒家的“历史循环”说。“元”是初始，“完”是结束，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时间概念，它们在马桥人的发音完全统一，在书写上常常混淆。这也暗示了一种圆环型的时间观。相反，在现代城市里，我们更多地感到时间是一条直线，昨天是脚踏车，今天是摩托车，明天是汽车，这是不能回头的，一直在进步。

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