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
“解放台湾去呵。”他笑了笑。
我吃惊地盯着他的眼睛，发现他的目光已经完全陌生。
黑相公被诊断为癔病，户口退回城里去。据说他仍然很健壮，还能打篮球，也能在城里看电影、抽香烟、骑车上街，大活人一个，只是不大认得人，偶尔有点胡言乱语，喜怒无常，大概属于癔病的早期阶段。有一个老同学在大街上见到过他，捶了他一拳，他眨眨眼，迟疑了一会，还是掉头走了。
隔锅兄弟
“稀客来了，洞里坐坐？”
样子有点眼熟，但我不记得他是谁。
“韩同志，身体好么？”
“好。”
“工作好么？”
“好。”
“学习好么？”
“好，还好。”
“令尊大人身体健么？”
“还可以。”
“令郎令爱长得乖么？”
“我只有一个女儿，多谢你关心。”
“哦，”他点点头，“城里的工业生产形势还好吧？”
“当然……”
“城里的商业流通形势也还……”
我担心对方要问遍城里的各行各业，急忙打断他的排比句：“对不起，你是……”
“分手还没有多久，就不认识了？”他朝我笑一笑。这是我观看防空洞的时候，身旁冒出来的一个中年人。
“对不起，是有点眼生了。”
“贵人健忘呵。”
“也不奇怪，我离开这里都快二十年了。”
“是么？就二十年了？这就怪了，果真是洞中一日，世上千年啦，啧啧。”他大惑不解地一个劲摇头。
远处有一个人笑着喊：“他就是马鸣咧——”
“对，贱姓马，小字鸣。”
“你就是马鸣呵？你就是神仙府的……”
“惭愧惭愧。”
我这才把他想起来，想起了当年我到他那里刷写毛主席语录。我注意到他鼻尖上挂着一颗鼻涕，要落不落的，脸上每一道肉纹里都有肥沃污泥，却一点也不见老，红光满面，声气硬朗，还像以前那样套着一件油污污的棉袄，两只手笼进了袖子。唯一的变化，就是他胸前多了一枚什么大学校徽，不知是从哪里捡来的。
“你还住在……神仙府？”我问他。
“喜迁新居，喜迁新居。”他笑了笑，用手里一节泥糊糊的生藕，指了指身后的防空洞，“天生一个仙人洞，冬暖夏凉待遇高呵。”
“这么潮湿还能住人？”我大吃一惊。
“你就不懂了。人是猴子变的，猴子是鱼变的。鱼一年到头游在水里，怎么一活成了人，反而怕什么潮湿？”
“你不得病？”
“惭愧，我这一世人，什么好东西都吃过，就是不晓得药是什么味。”正说着，一个婆娘匆匆地来了，说她家园子里一只南瓜没见了，问是不是马鸣摘了。马鸣立刻怒目而视：“你如何不问我杀了人没有？”见婆娘发了呆，又紧逼上前，咬紧牙关迸出一句，“你如何不问我杀了毛主席没有？”接着朝地下啐了一口，忘了我这个客人，扬长而去。
远处有几个娃崽嘻嘻笑，被他眼角里瞟了一下，又吓得四散奔逃。
他就这样气呼呼地走了。我最后看到他，是离开马桥的时候。我看见他又照例站山，扶着一根拐棍，孤零零独立在村后那个坡上，远眺前面迷迷茫茫的田野，还有浮游在山冲里的粉红色晨光。好像看得十分入神。我还听到他哼出一种奇怪的音调，似乎是从肠子里挤出来的呻吟，但居然是电视观众十分熟悉的旋律：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好像一只蝴蝶飞到我的窗口。
不知能作几日停留，
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
……
我没敢招呼他，不便打搅他蝴蝶般的雅兴。
我后来才知道，马鸣对我说了这几句话，算是对我最大的礼遇。好几年来，他同村里人完全绝交，对谁都没有一个好脸色，更不愿意说话。他天天游山玩水，天马行空，冷眼人世，有一次一个娃崽落在水塘里，村里人都没有看见，只有他在坡上看见了。他救出了娃崽，对娃崽父母的事后感谢却不屑一顾，把人家送上门的腊肉统统丢到粪凼里，说莫污了他的口。他情愿吃蚂蚁和蚯蚓，也不吃俗人的俗食，更不愿意接受村里人的恩惠。
他已经搬出神仙府了。神仙府是马桥最古老的宅子，两年前已经坍塌。志煌带着一些人刨了些屋基土去熬硝。一些烟砖也还有用，被村里人拿去盖了个路边凉亭，也给他马鸣砌了一间小房子。他笼着袖子去看了看，并不搬进新屋去，以一种决不苟且求和的姿态，搂着铺盖钻入了防空洞。
他在土洞里睡得并不太多，更多的时候是野宿山上眠风寝露。有人曾问他睡在山上怕不怕，就不担心什么野物么？他说，野物吃了有什么要紧？他一辈子吃了不少野物，理应被野物吃回去，这才叫公平。
这些年来，他在村里最恨两个人，一是恨本义，二是恨盐午。他总是冲着他们的背影骂“妖孽”，不知冤仇何来。其实他们三个人的面相倒有些相似，都是削长脸，双眼皮，下巴稍稍下塌，下嘴皮一翻上来就有点“地包天”。偶尔想到这一点，我突然有一种无端的猜测，但我不敢说：
这三张相似的脸莫非来自同一个父亲？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用马桥的话来说，这三人该叫做“隔锅兄弟”，或者“借锅兄弟”。其骨肉分离，是出于名正言顺的过继，还是出于瞒天过海的私生，还是迫于劫乱之下的飘泊离散，在这里并不重要，没有相应的命名来给予区分。一是隔锅，二是兄弟，有这两条就足够了，马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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