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只听我老爸喊道：“张野果，跑哪去了？圈里的猪不见了，看看是不是炸到我们的猪了？”居然是这样，石山多腿都吓软了，在逃跑之余居然叫我们为他守口如瓶——我走了，你们千万不要说有我啊！石山多偷偷地跑了，把一串大脚印留给了我们，跟着二驼子跑了，三毛子也跑了。
老爸打着火把来了，果然是炸到我家的猪了。紧接着，大黄狗跟着老瓜皮摇头摆尾也出来了，老瓜皮拿着手电筒一射：“张队长，咋个炸到你家的猪了？”
只见父亲语无伦次地回道：“唉……唉……，不……不晓得，是哪个……想吃刀头肉的哟，把一个架子猪儿都炸死了？”
我当时气得不行，我家为啥离瓜皮帽这么近？葱花饼的香味引诱大黄狗不成，害得我家的猪翻圈越狱舍身成仁，难怪大黄狗对替它挡命的仁猪狂吠致敬。慌乱之余，我还没忘记美食，摸黑取走了另一颗地雷，拆除里面的炸弹，把雷管随手扔在了土边，将本该大黄狗吃特供的油粑粑塞进了我的嘴。要是美国特工局知道了，我这辈子肯定就发了，因为我不仅是一位拆弹专家，而且嗅觉比狗还灵敏，我这个野狗就有这么神。可惜我没有这个命，不仅狗...
不仅狗肉没吃成，还饥肠辘辘，又困又冷，回望着老爸和石山多歪歪扭扭的脚印，而今还被抓紧了派出所！
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公社的人就来把父亲带走了。犹如遭了五雷轰顶，平常热气腾腾的家里一下死气沉沉，个个呆头呆脑，不知该如何面对。大家听了无比震惊，纷纷赶来安慰我们一家老小，连一向对我父亲不甚感冒的山耗子都坐不住了，也跟着要到公社去问个究竟。
情况很快就反馈回来了，天呐！老爹居然多罪在身。首先，涉嫌刑事犯罪，想炸死他当大队长的竞争对手老瓜皮帽，既有爆炸现场，还有土边留下的雷管和脚印为证。其次，犯投机倒把罪，把本队的生猪倒卖到外县，听说还私吞了部分赃款。更为严重的是还犯了反革命罪，私分公粮、分包土地，动摇社会主义根本！其他的罪责还有，破坏革命生产，私下怂恿队上的孩童割外队的青苗；生产队杀猪的时候，私自提了一副生产队的猪大肠回家（其实是被大家忘记遗弃了）。
看来父亲不仅罪不可赦，而且是罪该万死，母亲哭得呼天抢地：“张瞎子你走了，我们一家老小咋个活下去哟！”难怪平常那么多人喊我“张野狗”哟，我张野果可能真的要成为一只四处流浪的野狗，不知生产队的人能否兑现当初的诺言，对我们一家老小好一点，轮流去班房给父亲送饭？更为惊慌的是，有关方面还在催我们补交公粮。年关时节，哪家还有余粮？没有余粮，怎能熬过明年的春荒？大家纷纷想方设法把仅有的余粮东埋西藏。
关键时刻，汪部长叫我们不要急，不要慌，大家一定要统一口径，说我们队的粮食减了产，生产遭了殃，尽管口粮分得很少，但还是自觉交了部分公粮。他一定要跟上级申请，想办法帮我们熬过年关，度过春荒。还是石山多最先关心起父亲来：“汪部长，张队长关在哪里？我们得派人给他送饭去。”汪部长说，这个事，你们最好不要掺和进去，有人管张队长的饭，他不会饿死的，你们只有耐心等，上级对张队长的问题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这个时候去帮忙等于去添乱，说不定就会直接把他帮进班房。
没有父亲的日子，才知道父亲的重要，我家几乎舀水不上锅了，无望的等待啮咬着我和母亲残存的信心和希望。好在还有社员为父亲说话，在汪部长的疏通下，充分证明我父亲是清白的。关键时刻，父亲被放回来了，而且还继续当我们队的队长，我们一家人终于活过来了。听说这都是汪部长的功劳，在他的运作下，老爸不仅毫发无伤，还化解了所有罪责，继续当生产队长。父亲一回来（他还是习惯大家喊他张瞎子，也经常自称张瞎子），就带领大家大抓春耕生产来帮助全体社员度过饥荒，成为能带领贫下中农抗灾减灾搞好生产自救的干将。
汪部长在我们松林湾是相当有地位的。他年轻的时候就出去闯荡了一番不说，还接触过地下党，迎接过解放军进县城。参加过土改队，早先是我们松林大队的大队长，那时成了公社的武装部长，田老鼠当民办教师、兰晓芸的哥兰大鹏到部队当兵找的就是他。父亲与汪部长、三毛子他爸年龄相仿，是儿时的几个青勾子伙伴，一起发蒙读的书，后来汪部长和三毛子他爸一起读进了县城的高小，父亲在家务农。国共内战时期，汪部长先期到外地去闯荡，三毛子他爸的书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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