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他们刚撤到我们的阵地上，苏军步兵就呈散兵线朝我们的无名高地扑了过来。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苏军阵地上竟出现了装甲车。这是他们昨日下午就已经在阵地里埋伏好的。其中一辆，直接插到了东南方，切断了中翼组与北翼组的联系，正好对着我们攻了上来。
巡逻组的报话员曹新龙就蹲在我旁边，不停地用报话机向指挥部呼叫‘现在是九点零五分，苏军已向我开枪，将裴副站长和李排长打伤。请领导指示，请领导指示。’可是，这时一颗子弹将他击倒，接着，他的报话机也被苏军击毁。我们边防站只有两部报话机，一部由巡逻队的曹新龙携带，另一部在指挥部。我们左中右三个掩护组都没有报话机。曹新龙一死，报话机一坏，就使得我们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
苏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正朝我们无名高地阵地扑来，可是，因为报话机坏了，我们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没有指挥部的命令，我们谁也不敢开第一枪。正在我们不知所措时，指挥组向我们发出了两枚信号弹，命令我们开枪反击。
看着苏军开枪打死打伤我们的战友，我们早就忍无可忍了，一看到指挥组要我们反击的命令，我们怀着‘保卫祖国、为战友复仇’的满腔怒火，立刻把子弹射向敌人。我们击退在3辆装甲车掩护下的数十名苏军进攻。不久苏军装甲车又掩护步兵从南侧向无名高地攻击，再次被我们击退。接着苏军又发动第三次进攻，苏军共出动装甲车10多辆，步兵300余人。装甲车从南北两个方向迂回到无名高地后侧，以猛烈炮火掩护步兵攻击，却遭到我们的顽强抵抗，多次冲击被击退。此时，我们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的口号是‘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因为眼前的情况是我们下不了山，而左右翼那两个掩护组也无法向我们靠拢。我们和两个掩护组之间有一片七八百米宽的开阔地，苏军的装甲车一直卡在这片开阔地上，切断了我们几个阵地的相互增援，使得我们只能拼死坚守。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我们又第3次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苏军看攻不上来，便改变战术，远离我军轻武器的有效射程，使用装甲车和火炮向我无名高地进行射击和轰击。我本想等敌人的装甲车靠近50米时再发射枪榴弹，可是，敌人的装甲车只是在无名高地下面平缓的荒漠地上来回跑动，不停地用枪炮朝我阵地远射。我见装甲车从东北角开始往南运动，距离在枪榴弹150米的有效射程内，便朝着装甲车发射一枚枪榴弹。因我从接到枪榴弹到开始执行任务，只有三天的时间，对它的性能还不太了解，使用也不熟练，又是第一次实弹发射，所以，我发射的第一枚枪榴弹，离人家装甲车还差得很远。我调整了一下枪口，对准那辆装甲车再次发射枪榴弹。可是，还是打偏了。正当我准备再发射第三枚时，突然一发炮弹落在了我的身旁，随着一声巨响，我被一股巨浪掀翻，然后被炮弹炸崩的石头埋住，我便昏了过去。
接下来的混乱战斗，我是四十年后才知道的。我方虽然只有100余人，但前方三个预设阵地都没有电台，后方与前方只能用信号弹联系，也就是用一、二、三发信号弹发布不同命令。可是，战斗打响后，指挥员发射两发信号弹后，怕前方看不见，又匆忙补发了两发，四发信号弹让各战斗组不明其意，所以造成了信息混乱。混乱的指挥加上原本兵力火力的巨大差距，各战斗组只能坐视苏军从容不迫地用四辆装甲车包围中翼无名高地，不断地进行炮击，使得铁列克提之战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杀。战斗打到13时30分结束。坚守无名高地及其南侧小高地的边防指战员26人及3名随军记者全部伤亡。而苏军死亡12人，伤22人。
后来听说这次巡逻几乎准备了一个月时间，目的确实只是巡逻，但由于边防斗争的复杂性，为了确保巡逻队的安全，我方还在8月13日这天邀请了苏方边防代表到我巴克图进行会谈，以将其军官调离岗位，使我方乘机进行巡逻。按照惯例，我们会谈都是在上午时间10时进行。可是，当我方边防代表军分区副政委王新光同志上午10时准时乘车来到苏军边防站搭门时，苏边防代表巴申捷夫下车后气势汹汹对着我边防代表说：‘王新光，你的部队向我的部队开火了，我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说罢把皮包往胳膊下一夹，扭头就走。王新光脑子还没转过来，就说：‘哎！哎！说好的要进行会谈，你怎么就走了？’苏方代表巴申捷夫也不搭理，上到自己的车里，油门一踏就开走了。王新光只好乘车返回军分区，等他回到军分区时，这才得知战斗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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