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秋的第一场冷雨，下得黏黏糊糊。
梧桐叶被打蔫了，贴在青石板路上，像一张张揉皱的旧信纸。老城区的路灯年久失修，昏黄的光裹着雨丝，在单元楼门口的台阶下，洇出一团模糊的暖。
那团暖里，窝着个黄乎乎的影子。
是大黄。
它把身子缩成个毛球，前爪死死扒着台阶边缘的水泥缝，尾巴绕着肚皮，把鼻子埋在蓬松的绒毛里。雨珠砸在它的橘色背毛上，聚成小水洼，顺着打结的毛缕往下淌，在它身下积了一小滩浑浊的水。
可它没动。
从清晨到黄昏，从黄昏到深夜，这栋老式居民楼的单元门开开合合，脚步声来了又去，伞面划过雨帘的声响此起彼伏，没人停下脚步，问一句这只猫怎么了。
大黄其实听见了。
它的耳朵尖动了动，捕捉到三楼那扇窗的动静 —— 以前这个点，那扇窗会推开，一个带着老花镜的脑袋探出来，笑着冲它喊：“大黄！饿不饿呀？奶奶给你带了小鱼干！”
今天没有。
已经第七天了。
大黄的胃里空落落的，火烧火燎地疼。它瞥了一眼花坛边的垃圾桶，那里躺着半个被人啃过的馒头，上面沾着泥水和烂菜叶。换做以前，它连闻都不会闻 —— 张奶奶总说，“我们大黄是有身份的猫，不吃那破烂东西”。
可现在，那半个馒头像块磁铁，吸着它的爪子。
它犹豫了三秒，还是没动。
张奶奶说过，“要守着家”。
家在哪？不是那个堆满旧家具、飘着药香和饭菜香的小房间，不是那张铺着碎花床单的藤椅，是这扇单元门，是这个台阶，是三楼那扇再也没推开的窗。
它撑着发软的腿，想站起来，却只晃了晃，又重重摔回台阶上。肋骨硌着水泥地，疼得它眯起眼。它瘦了太多了，以前圆滚滚的 “橘座”，如今脊梁骨像根凸起的扁担，每一根骨头都在皮肤下清晰可见。
“哟，这不是张奶奶的大黄吗？”
一把带着雨气的伞停在台阶前，伞沿压得很低，露出一张中年女人的脸，是住在一楼的李婶。她手里拎着刚买的菜，塑料袋里的冬瓜撞出沉闷的声响。
大黄抬起头，喉咙里发出一声微弱的 “喵”。
那是求救，也是询问。
李婶蹲下来，伸出手想摸它的头，大黄却往后缩了缩。它只认张奶奶的手，那双手粗糙，带着老茧，摸在身上却暖烘烘的，会顺着它的毛缕，一下一下地挠，挠到它舒服得打呼。
“可怜见的。” 李婶的声音软了下来，“张奶奶走了，你还在这守着……”
走了？
大黄歪了歪头，没听懂。
什么是 “走了”？是像张奶奶的儿子那样，拖着行李箱，说 “妈，我去国外工作了”，然后好几年不回来吗？还是像楼下的王大爷那样，被救护车拉走，再回来时，就躺在一个小木盒子里了？
它不明白。
它只知道，张奶奶没再推开那扇窗，没再端着白瓷碗，喊它 “大黄”。
李婶叹了口气，从塑料袋里拿出一根火腿肠，剥了皮，掰成小块，放在它面前：“吃点吧，孩子。你再不吃，就要跟着张奶奶去了。”
火腿肠的香味钻鼻，大黄的喉咙咕噜噜响。它看了看火腿肠，又看了看三楼的窗户，最终，还是低下头，小口小口地啃了起来。
这是它七天来，第一顿正经饭。
刚吃了两口，它突然停下，耳朵竖得笔直。
单元门开了，两个穿着黑色西装的年轻人走了出来，一男一女，手里拎着名牌包，脚步匆匆。男人皱着眉，不耐烦地说：“机票都订好了，明天一早的，赶紧去机场，别耽误了上班。”
女人附和着：“知道了，老宅的钥匙已经交给物业了，等找到合适的买家，就把房子卖了。”
大黄的身子猛地僵住。
是张奶奶的儿子，张明远；儿媳，刘曼。
它认识他们。
去年春节，他们回来过一次，呆了三天。张奶奶杀了家里养的老母鸡，炖了满满一锅汤，忙前忙后，可他们却抱着手机，要么对着屏幕笑，要么对着屏幕皱眉。张奶奶把鸡腿夹到他们碗里，他们头都没抬，说 “妈，我减肥”“妈，我不爱吃这个”。
那三天，大黄被张奶奶关在阳台，因为张明远说 “猫掉毛，脏”。
它趴在阳台的窗台上，看着客厅里的三个人。张奶奶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个红包，想递给他们，又缩了回去，反复摩挲着红包的边角。电视开着，演着春晚，可客厅里静得可怕，只有手机屏幕的光，在两个人的脸上晃。
临走那天，张奶奶送他们到单元门口，塞给他们一大包土特产，还有那个攥了三天的红包。张明远接过，随手塞进包里，说了句 “妈，我们走了，你注意身体”，就转身走了。
张奶奶站在台阶上，看着他们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抹了抹眼睛。
那时候，大黄跳上台阶，蹭了蹭张奶奶的裤腿。张奶奶蹲下来，抱着它，哭着说：“大黄啊，他们忙，他们忙……”
现在，他们又要走了。
大黄猛地站起来，朝着他们的背影扑了过去。它的爪子踩在水洼里，溅起一片水花，它跑到张明远的脚边，用身子蹭他的裤腿，喉咙里发出急切的 “喵喵” 声。
别走。
回来。
张奶奶呢？
张明远被绊了一下，低头看到大黄，眉头皱得更紧了：“这猫怎么还在这？脏死了！”
他抬脚，想把大黄踢开。
刘曼拉住他：“算了，别跟一只猫计较，赶紧走。”
大黄被他的动作吓得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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