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拼命，怎么对得起这机会？”她看着我，眼睛里有血丝，但眼神清澈，“陈教授是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学生，是国宝级的人物。退休这么多年，多少人想跟他学，他都不收。我能有机会，是运气，也是缘分。我不能浪费。不能。”
我还想说什么，但陈教授端着两杯茶进来了。他把一杯递给若宁：“喝点热的，加了一点点蜂蜜，补充体力。”
“谢谢教授。”
“不谢。你很有毅力，这点我欣赏。”陈教授坐下，喝了口茶，“但光有毅力不够，还得有智慧。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放松。现在，休息时间结束。我们继续。”
下半场，陈教授开始调整她的运弓。这次他让若宁把弓子放在弦上，然后自己站在她身后，握住她的右手，带着她做动作。那是一个很亲密的姿势，但陈教授做得很自然，完全是教学的态度。
“感受这个力量。不是往下压，是往前送。像流水，像风，自然而然。你的手只是引导者，不是主宰者。让弓子自己走，你跟着它。”
“这里，手腕要有一个微小的、几乎看不见的翻转，看见没？这样声音才会圆润，不会发扁。”
“放松，你的小指又绷紧了。放松，让它自然地搭在弓杆上，像……像鸟停在树枝上，随时可以飞走，但又很稳。”
若宁闭着眼睛，努力感受。汗水从她的鬓角流下来，沿着脖子流进衣领，在锁骨处积成一小汪。她的嘴唇抿得很紧，下唇被咬得发白，像是在忍受巨大的痛苦。偶尔，她的身体会不受控制地颤抖一下，那是肌肉极度疲劳后的痉挛。
我知道，那不仅仅是身体的累，更是心理的颠覆。七年来深信不疑的东西被全盘推翻，要在一小时内重建，那种迷茫和挣扎，我能体会——就像我写小说，写到十万字时突然发现结构有问题，必须全部重写。那种感觉，就像站在废墟上，要一砖一瓦重建家园，而时间还在催。
但若宁撑下来了。两个小时后，当陈教授终于说出“今天就到这里”时，若宁几乎是从椅子上滑下来的。我赶紧扶住她，她靠在我身上，腿软得站不住。
陈教授看着她，脸上终于露出了今天第一个真正的笑容——不是客套的笑，是欣赏的、欣慰的笑。
“不错。有悟性，能吃苦，最重要的是，有‘心’。很多学生技巧没问题，但没‘心’，拉出来的音乐是死的。你有‘心’，这就够了。技巧可以练，‘心’是练不出来的。”他顿了顿，“明天继续，还是这个时间。有问题吗？”
“没、没问题……”若宁的声音虚弱但坚定。
“回去之后，今天教的动作，每个练一百遍。但要记住，质量比数量重要。宁可慢慢做对一次，不要快快做错一百次。练的时候，想着我今天说的话：松弛，自然，流动。”
“记住了。”
“还有，背疼的药继续用，理疗继续做。练琴前要热身——我教你几个动作，你记一下。”陈教授示范了几个简单的拉伸动作，“练完要拉伸，要热敷。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别把本钱赔光了。你还年轻，路还长，别为了眼前的一场音乐会，把未来的路都走窄了。”
“好。”
“另外，”陈教授转向我，语气严肃，“你是她丈夫，要多照顾她。别让她硬撑，疼就说，累了就歇。你们年轻人，总觉得自己身体好，拼命透支。等真出问题，后悔就晚了。我见过太多有才华的孩子，因为不懂爱惜身体，早早结束演奏生涯。我不希望她成为其中一个。”
“知道了，谢谢教授。”我扶紧若宁，郑重地点头。
走出琴房，下楼梯时，若宁的腿抖得厉害，几乎迈不开步。我半扶半抱地搂着她，一级一级往下挪。老教学楼的楼梯很窄，墙壁斑驳，墙上挂着历届优秀毕业生的照片，其中一张是若宁的——她毕业那年拍的，穿着学士服，抱着大提琴，笑得很灿烂。照片已经有点褪色了，但笑容依然明亮。
“看，那是你。”我轻声说。
若宁抬头看了一眼，嘴角勉强扯出一个笑容：“那时候……真年轻。”
“现在也年轻。”
“现在老了，也累了。”
“累就歇着，不丢人。”
“嗯。”
走到二楼转角，有间琴房的门开着，里面有个学生在练钢琴，弹的是肖邦的《革命练习曲》，弹得磕磕绊绊，但很用力。琴声从门缝里飘出来，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若宁停了一下，侧耳听了听。
“弹得不好。”她轻声说。
“但很用力。”
“光用力没用。得用对力。”
“你也是。别太用力。”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继续往下走。但脚步似乎稳了一些。
走到一楼，走出教学楼。下午的阳光已经西斜，把整个校园染成金黄色。操场上有人在打篮球，砰砰的拍球声和呼喊声远远传来。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空气里有青草和尘土的味道。
若宁深吸了一口气，像要把这自由的空气都吸进肺里。
“还是外面好。”她说，“琴房里……太压抑了。”
“但你必须回去。”
“嗯，必须回去。”她转头看我，“深，我是不是很傻？明明可以轻松一点，非要选最难的路。”
“是有点傻。但我就喜欢你这么傻。”
“为什么？”
“因为……真实。不做作，不敷衍，对自己诚实，对音乐诚实。这样的人，现在不多了。”
她笑了，这次是真正的笑，尽管很疲惫，但眼里有光：“你就会说好听的。”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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