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就开始困难。
姐姐的死，是最让我愤怒的。
不是悲伤，是愤怒。滔天的，无处发泄的，几乎要把我撕裂的愤怒。
她是为了救一个想跳楼的患者。那个患者有抑郁症，姐姐是她的心理咨询师。那天下午，患者突然跑到医院顶楼，说要跳下去。姐姐接到电话赶去，在楼顶和她谈了三个小时。最后，患者答应下来了，但转身时脚滑，姐姐去拉她，两个人一起摔下去。
姐姐在下，患者在她在上面。患者摔在她身上，骨折，但活了。姐姐后脑着地，当场死亡。
荒谬吗？太荒谬了。
一个研究了一辈子心理、拯救了无数人的人，最后死于救人。一个每天都在教别人“如何好好活”的人，自己却没能好好活。
葬礼上，那个被救的患者来了，坐着轮椅，全身绷带。她哭得撕心裂肺，说“林医生是为了救我”。姐姐的同事、学生、来访者，来了上百人。每个人都在哭，都在说“林医生是个好人”。
好人有好报吗？没有。
好人死了，留下一个破碎的家，和一个愤怒到无法呼吸的弟弟。
我在葬礼上没有哭。一滴眼泪都没有。我只是站着，看着姐姐的遗像，看着照片上她温柔的笑，心里在咆哮：
“为什么？！”
“你不是最聪明吗？你不是最专业吗？你不是最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吗？为什么要去拉她？为什么不用你的专业知识，说服她走下来？为什么要用你的命，去换她的命？”
“她不值得！她不配！你值得！你配活着！你为什么不明白？！”
“你走了，爸妈怎么办？妹妹怎么办？我怎么办？你的那些来访者怎么办？你拯救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能拯救你自己？为什么不能拯救这个家？！”
但这些话，我没有说出来。我只是站着，像一尊石像，直到葬礼结束，直到所有人都离开，直到灵堂里只剩我和姐姐的骨灰盒。
然后，我对着骨灰盒说：
“姐，我恨你。”
“我恨你丢下我们。我恨你当英雄。我恨你让我们再次经历这种痛苦。”
“我也恨我自己。恨我没有保护好你。恨我没有早点发现你的疲惫。恨我没有对你说：‘姐，别太累了，休息一下吧。’”
“现在说这些，都晚了。你听不到了。你永远听不到了。”
“但我会记住。记住你的好，也记住我的恨。记住你的生，也记住你的死。”
“我会一直记着，直到我也死。”
“到时候，我们地下见。我要当面问你：值得吗？为了一个陌生人，丢下我们所有人，值得吗？”
“你要给我一个答案。必须给。”
“不然，我不会原谅你。永远不会。”
我说这些话时，声音很平静，像在聊天。但眼泪流下来，烫的，咸的，止不住的。
那是我在姐姐死后，第一次哭。
也是最后一次。
从那以后，我就哭不出来了。眼泪好像流干了。心好像死了。只剩下一个空壳，和里面熊熊燃烧的、永不熄灭的怒火。
上午10:05
有人在按门铃。不是敲门，是按铃。短促的，连续的，不依不饶的。
我走到门口，透过猫眼看。
是一个陌生男人，三十多岁，穿着西装，提着公文包。表情严肃，眉头紧皱。
我没有开门。
“林深先生，我知道你在家。”门外的声音，冰冷的，官方的，“我是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关于您妹妹林悦的交通事故后续处理，需要和您沟通。请开门。”
妹妹的事故？
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还有什么要处理的？
我打开门。男人看到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眼神里有一闪而过的……怜悯？不，是评估。像在评估一件损坏的物品，看看还能不能用。
“林深先生？”他确认。
“是。”
“可以进去谈吗？”
我让开。他走进来，在玄关换了鞋套（自带的），然后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动作很标准，像受过训练。
“我是王科长。”他拿出一个文件夹，打开，“关于您妹妹林悦女士的交通事故，我们有些后续事项需要您确认。”
“什么事项？”
“首先是赔偿金的问题。”他推了推眼镜，“肇事司机那边，保险公司已经赔付完毕。但根据规定，作为直系亲属的您，需要签署这些文件，才能完成最后的交接。”
他把几张文件推到我面前。密密麻麻的字，表格，数字。我看不懂，也不想看。
“签字就可以了吗？”我问。
“是的。签在这里，还有这里。”他指着几个地方。
我拿起笔，准备签。但笔悬在半空，停住了。
“王科长，”我突然问，“那个司机，现在怎么样？”
他愣了一下：“您是说肇事司机？”
“嗯。他受到了什么惩罚？”
“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判了三年，缓刑四年。因为他有自首情节，积极赔偿，认罪态度好……”
“三年，缓刑四年。”我重复，“所以，他不用坐牢？”
“缓刑就是不用坐牢，但要在社区矫正，定期报告，不能离开居住地……”
“我妹妹死了。”我打断他，声音很平静，“她三十一岁，幼儿园老师，救了两个孩子。她死了，那个司机，不用坐牢。”
王科长沉默了。他看着我，眼神复杂。
“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他试图解释。
“我知道。”我说，“法律是公正的。我妹妹的死，值三年缓刑。很合理。”
“林先生，我理解您的心情……”
“你不理解。”我说，仍然平静，“没有人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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