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拔”这种词，从我们嘴里说出来，怎么听都有点别扭。
像什么呢？像大人教的话。像电视里学的词。像从哪本言情小说里抄来的句子。不像我们自己能说出口的——我们平常说话，说的都是“今天作业好多”“食堂的土豆丝又变难吃了”“你看见我橡皮了吗”。谁会张嘴就说“无法自拔”？
我盯着那四个字，忽然分不清了。
他是真这么想，还是觉得自己应该这么想？
我也分不清自己。
我试着回信。摊开纸，握着笔，想了半天，也写下同样的词，同样的调子。“我也喜欢你”“不能没有你”……写着写着，笔停住了。心里冒出一个问题，轻轻的，像有人在耳边问：
我是真的喜欢他，还是为了表演一个“喜欢他的人”？
没有答案。
窗外的蝉在叫，叫得人心烦。我把信折好，塞进信封。总之，就那么背着家长，开始了第一次恋爱的尝试。
那时候，周围的同学都很羡慕我们。
初中的喜欢，来来去去就那么回事。今天A向B表白，明天B和C好了，后天C又喜欢上D——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表白-聊天-然后又喜欢上另一个长得更好看的异性”，一个死循环，转来转去跳不出来。谁和谁能好超过一个月，都算稀罕。
而我们，从初三下学期到他写这封信，竟然一直“在一起”——虽然只是通信，偶尔一起吃饭，周末送我们回家。但在同学们眼里，这已经是难得的了：心意相通，不离不弃。
我当时多少也有点沉浸在这种羡慕里。
课间有人路过我座位，会故意拖长声音喊一句：“哟，又想你家汪炯啦？”我红着脸低头，假装不理她们，心里却有点甜。晚自习前，有人看见我们站在走廊说话，第二天准有人来八卦：“你们昨天说什么了？说那么久！”我嘴上说“没什么”，心里却暗暗得意。
那种感觉，说不上是爱情。更像是，被人羡慕着，就觉得自己挺幸福的。
初三那几个月，他周末都会送我和我姐去车站。
从学校走到车站，要穿过一条街，经过一个菜市场，再拐两个弯。路不长，走十几分钟就到了。但每次都走得很慢，好像走快了，班车就会提前开走似的。
我姐走在旁边，不远不近，给我们留出说话的空间。她向来这样，话少，但什么都看在眼里。
等车的地方是一个小广场，有几棵梧桐树，树底下摆着几块石头，被人坐得光滑了。我们到的时候，班车通常还没来，就站着等，或者坐在石头上。他站着，我和我姐坐着，聊些有的没的——这周考试怎么样，下周有什么安排，食堂新出的菜好不好吃。
偶尔会碰上他们班的女同学。
她们也从学校出来，三三两两，拎着书包，嘻嘻哈哈的。看见他，老远就喊：“汪炯！又送女朋友啊？”走近了，冲我们挤眉弄眼，捂着嘴笑。他被笑得不好意思，挠挠头，也不辩解，就站在那儿，脸微微发红。我低着头，假装没听见，耳朵却烫得厉害。
她们走了，笑声还飘回来。
班车来了，我站起身，拍拍裤子上的灰，和姐姐一起上车。他站在车窗外，挥挥手：“下周见。”我点点头，也说“下周见”。车门关上，车子慢慢开动，我从后窗看见他还站在那儿，越来越小，最后拐个弯，看不见了。
我始终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
不是那种“有点害羞”的内向，是真的内向——内向到，想向陌生人问路，都要在心里演练好几遍，鼓起半天勇气，才敢走上前。
可走上前也没用。声音太小，小得像蚊子哼，对方听不见，侧过头来问：“什么？”我脸腾地红了，红到耳根，红到脖子，恨不得把头埋进地里，就地消失。
那种时候，心里全是懊恼。懊恼自己没出息，懊恼为什么别人做起来那么自然的事，到自己这儿就这么难。
他不一样。
他曾向我说过他“脸皮厚”的理念。
“脸皮厚点没什么不好，”他说，“你想啊，问个路，人家顶多不搭理你，又不会打你。你损失什么了？什么都没损失。可你要是问成了，路就找到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正走在去车站的路上。路边有个卖糖葫芦的大叔，推着一辆旧自行车，后座绑着一个草靶子，上面插满亮晶晶的糖葫芦。他走过去，跟大叔聊起来——“叔，今天生意咋样？”“这糖葫芦是自己做的吗？”“山楂哪买的？”大叔被他问得笑起来，话匣子打开，聊得热火朝天。聊完，他买了两串，一串给我，一串给我姐。
我拿着那串糖葫芦，看着他，心里冒出感叹：原来还可以这样。
原来，主动和陌生人说话，并不是多么难的事情。原来，开口之前不需要想那么多。原来，对方不会嘲笑你，不会不理你，反而会笑着跟你聊起来。
那是我第一次认真想这件事。
在那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鼓励过我。爸爸妈妈从小只告诉我们：好好读书，不要只顾着和朋友厮混，保护好自己。他们没说过的，是他说的。他们没教过的，是他教的。
后来我发现，我对他没有产生爱情，是真的。
但他是我勇敢去表达自己诉求、争取自己利益的启蒙。这句话很长，说不出口，但我知道它是真的。就像我知道，那些周末送我们去车站的日子，那些“脸皮厚”的闲聊，那些偶然撞见的、他和陌生人说话的瞬间，都在我心里留下了一点东西。
一点我以前没有的东西。
很多年后，我偶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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