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
仅仅三天。
兰杜人撤出布尼亚的时候，赫玛人从山里回来了。
他们不是走着回来的——他们跑着回来的。手里拿着砍刀、长矛、锈迹斑斑的步枪，眼睛里烧着三十二年被压制的怒火。
三天后，布尼亚变了。
宋启明站在驻地门口，看着镇子方向升起的黑烟。
那不是一处。是十几处。东边，西边，北边——黑烟像黑色的蛇，摇晃着升上非洲灰蒙蒙的天空。
空气里有股味道。
烧焦的木头，烧焦的塑料，还有别的什么。
宋启明知道那是什么。
他闻过。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宋顾问。”
雷鸣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宋启明没有回头。
“说。”
雷鸣走到他旁边，和他并排站着。
年轻人没有说话。他就那么站着，看着那些黑烟。
过了很久，他才开口。
“昨晚上，我们听见了。”
他顿了顿。
“女人的叫声。孩子的叫声。”
他转头看着宋启明。
“咱们不能做点什么吗？”
宋启明终于转过头，看着他。
雷鸣的眼睛里有很多东西——愤怒，不解，还有一点点希望。希望这个虽然年级比他小、但是曾经在这里活着走出去的人，能给他一个答案。
宋启明说：“不能。”
雷鸣愣了一下。
宋启明的声音很平。
“这是他们的战争。不是我们的。”
雷鸣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他看着那些黑烟，看着那些扭动的黑色蛇。
“那些人，”他低声说，“三天前还是被杀的。今天就变成了杀人的。”
宋启明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他说：“这就是部族仇恨。”
他没有再多解释。
有些事，只能自己去看，自己去想，自己去痛。
郑明是第一拨进镇子的。
不是他想去——工兵分队需要去查看镇子北边的那座水塔。兰杜人撤退前破坏了供水系统，如果不修好，四千多难民就只能喝坑里的脏水。
刘大勇和吴刚陪他去的。三个人，两把枪——其实按规定不能带枪，但他们还是带了。藏在车里，用一块油布盖着。
车开进镇子的时候，郑明踩了刹车。
前面躺着一个人。
不对，不是一个人。是一堆人。七八个，叠在一起，像某种恐怖的雕塑。
吴刚下车看了一眼，回来的时候脸色发白。
“都是兰杜人。”他说。“男人。最小的看着也就十五六岁。”
他顿了顿。
“喉咙被割开了。”
郑明握着方向盘，没有说话。
他想起离开前，队长周志刚说的话：“进去看看就行，别管闲事。这不是咱们能管的。”
他重新发动车子，从旁边绕过去。
但那条街很长。
他没办法不看见。
商店的门都被砸烂了，窗户上全是弹孔。货架东倒西歪，地上散落着面粉、食用油、不知道是什么的碎片。几个年轻的赫玛民兵站在一家店门口，穿着过于肥大的夹克和褪色的牛仔裤，正在分什么东西。
他们看见中国维和部队的车，停下来看了一眼。
没有人紧张。
没有人躲藏。
其中一个人甚至朝他们笑了笑，露出被槟榔染红的牙齿。
然后他们继续分东西。
郑明的手指紧紧握着方向盘。
他想起那个笑。
那不是胜利者的笑。
也不是杀人者的笑。
那是——那是孩子在分糖果时的笑。
他忽然觉得胃里一阵翻涌。
水塔在镇子北边。
他们开到一半，开不动了。
街上全是人。
不是活人。
刘大勇下车，蹲在一个死者旁边看了一会儿。站起来的时候，他的表情很难形容。
“砍刀。”他说。“还有长矛。”
他指着尸体上的伤口，一处一处数。
“这一刀是在活着的时候砍的。这一刀是死后补的。”
他顿了顿。
“他们恨透了这些人。”
吴刚问：“你怎么知道是死后补的？”
刘大勇说：“出血量不一样。”
没有人再说话。
他们回到车上，掉头，从另一条路绕过去。
那条路上，有一具女尸。
她的衣服被撕烂了。
她的身边，躺着一个孩子。两三岁，看不出男女。额头有一个洞。
郑明停下车。
他下了车。
刘大勇喊他：“老郑——”
郑明没有理。
他走到那个女人和孩子旁边，站了很久。
然后他脱下自己的作训服，盖在那孩子身上。
他走回来，上车，发动车子。
全程没有说话。
他的手在抖。
那天下午，难民开始涌向联合国驻地。
最早是一小群人，十几个，大多是女人和孩子。她们站在大门口，用当地话喊着什么。门口的孟加拉国维和士兵听不懂，但看得懂她们的眼睛——那种眼睛里没有愤怒，只有恐惧。
她们身后的镇子里，黑烟还在升。
枪声还在响。
叫喊声还在继续。
孟加拉国士兵用对讲机呼叫上级。上级说，没有命令不能开门。这些人需要去政府设立的难民营，联合国的设施不对外开放。
那些人听不懂英语。
她们只是站在那里，用眼睛哀求。
然后，人越来越多。
二十个，五十个，一百个。
她们挤在铁丝网门前，把孩子举起来，想让里面的人看见——这是孩子，这是需要保护的。
门没有开。
一个年轻的母亲，看起来不到二十岁。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背上背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她挤到最前面，用一只手抓住铁丝网，朝里面的士兵喊。
士兵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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