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本子里夹着几张纸：一张高中肄业证明，一张老家村委会开的介绍信，还有一张从旧报纸上剪下来的招聘启事——上海某纺织厂招临时工，包住不包吃，月薪一百二十元。
地址在杨浦区。
陈默不知道杨浦区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去。他起身走向报刊亭，想买张地图。
“上海市区地图，一块二。”摊主是个戴眼镜的老伯。
陈默的手在内袋边停住了。一块二，可以买六根油条，或者上十二次小便。他缩回手：“请问，杨浦区怎么走？”
老伯从眼镜上方打量他：“小兄弟刚来上海？要去杨浦哪里？”
“纺织厂。”
“哦，国棉厂啊。”老伯朝公交站指了指，“坐115路，到平凉路下。车票四角。”
“谢谢。”
陈默没有立刻去坐车。他在广场上又坐了半个小时，观察那些看起来像打工者的人。他们大多提着行李，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抽烟，说话，眼神里有着相似的茫然和期待。有几个穿着制服的人走来走去，胸前别着牌子，好像是劳务中介。
其中一个人注意到陈默，走了过来。
“小兄弟，找工作？”
陈默警惕地点点头。
“多大？哪里人？什么文化？”
“十八，皖北人，高中……读过高中。”
“身份证看看？”
陈默掏出肄业证明和介绍信。那人扫了一眼，摇摇头：“没身份证不好办啊。我们这边正规工厂都要身份证的。”
“我在办，还没下来。”
“那没办法。”那人转身要走，又回头说，“要不你去虹口区看看？那边有些小作坊，查得不严，先干着，等身份证下来再说。”
“虹口区怎么走？”
“55路，到四川北路。不过小兄弟，我多句嘴，”那人压低声音，“那种地方工资低，活累，还经常拖工钱。你自己想清楚。”
陈默道了谢，心里开始盘算。纺织厂的工作看起来正规，但需要身份证。虹口的小作坊不正规，但可能立刻有活干。他只有两百块钱，住旅馆的话，最便宜的大通铺也要五块钱一天，他撑不了多久。
正犹豫着，肚子又是一阵绞痛。这次不是饿，是另一种信号。陈默脸色一白，冲向厕所。
看厕所的老头抬了抬眼皮：“大号两角。”
陈默咬牙递过去两枚一角硬币。这次老头给了他两张稍微大点的纸。
五分钟后，陈默虚弱地走出来。腹泻，可能是火车上喝了不干净的水，也可能是突然改变饮食导致的肠胃不适。他需要热水，需要休息，需要一个能躺下来的地方。
生存的压力瞬间变得具体起来——不是标语上的****，而是身体最基础的生理需求。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一次腹泻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稻草。
陈默靠在电线杆上，深呼吸。父亲下井前常说，人不能慌，一慌就乱，一乱就错。矿上出事的时候，如果父亲没有让工友先走，自己最后检查一遍通风设备……
他甩甩头，不让自己想下去。
下午一点，陈默终于坐上55路公交车。车上挤得脚不沾地，他被夹在两个拎着蛇皮袋的民工中间，闻着混合了汗味、烟味和汽油味的空气。车子在街道上走走停停，窗外掠过一栋栋老式石库门建筑，晾衣杆从窗口伸出来，挂满各种颜色的衣服，像万国旗。
四川北路到了。
这里的景象和火车站又不同。街道窄一些，建筑旧一些，人却更多。沿街全是店铺：理发店、裁缝铺、杂货店、小吃店。喇叭里放着港台流行歌，音质沙哑，夹杂着电流声。空气中飘着油炸臭豆腐的味道，混合着煤球炉的烟气和晾晒衣物潮湿的气味。
陈默沿着街道慢慢走，观察着每家店铺门口贴的招工启事。理发店要学徒，但要交两百块押金。小吃店要帮工，但管吃不管住。杂货店要送货员，却要求会骑三轮车。
走到一条弄堂口时，他看见墙上用粉笔写着：“招杂工，日结，有力气就行。”
下面有个箭头指向弄堂深处。
陈默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弄堂很窄，两侧是斑驳的砖墙，头顶是横七竖八的晾衣竿，阳光被切割成碎片洒在湿漉漉的地面上。走了约五十米，出现一个院子，里面堆满废旧纸箱和塑料瓶，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老头正在整理。
“请问，是这里招工吗？”
老头抬起头，眯着眼睛打量他：“安徽来的？”
“是。”
“多大了？”
“十八。”
“搬得动东西吗？”老头指了指墙角的编织袋，每个都鼓鼓囊囊，“这里面的废纸，搬到外面三轮车上，一车五块钱。一天能搬多少车，看你自己。”
陈默估算了一下，一车大概需要搬二十袋，每袋三十斤左右。如果一天搬五车，就是二十五块钱。这比纺织厂的一百二十元月薪低得多，但是日结，而且现在就能干。
“我干。”他说。
老头点点头，扔给他一副线手套：“手套押金两块，干完还我手套退押金。弄坏弄丢不退。”
陈默交了两块钱，戴上手套开始干活。第一袋上手时，他低估了重量，差点没站稳。纸袋里不全是废纸，还夹杂着碎玻璃和金属边角料。他调整姿势，腰部发力，将袋子甩上肩，一步一步往外走。
三轮车停在弄堂口，要穿过整条窄巷。第一次走时，袋子边缘刮到墙壁，落下一些纸屑。第二次他就学会了侧身，让袋子与墙壁保持一拳距离。
下午三点，他搬完了第一车。老头点出五张一元纸币递给他，又指了指院子角落的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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