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了？”吴敬中放下茶杯。
“不是他本人怎么了。”刘耀祖说，“是他档案里的一些信息，跟我们最近收到的一些情报……对不上。”
吴敬中没说话，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喝了半杯，他才开口:“什么情报？”
“关于他妻子王翠平。”刘耀祖说，“档案上写她三十八年八月在天津死了。但我们从贵州得到消息，三十八年十一月，有个叫王翠平的女人在当地出现。”
吴敬中皱了皱眉:“同名同姓吧？”
“年龄也对得上，籍贯也对得上。”刘耀祖说，“站长，这也太巧了。”
“你想说什么？”吴敬中看着他，眼神有点冷。
“我想……”刘耀祖硬着头皮说，“我想查一查。万一……万一这里面有问题呢？”
吴敬中沉默了一会儿。
“耀祖啊，”吴敬中终于开口，“我知道你跟则成有点不对付。年轻人升得快，老同志心里不舒服，我理解。但咱们做事，得讲证据，不能凭猜测。”
“站长，我不是……”
“你先听我说完。”吴敬中打断他，“则成是我从天津带过来的，他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这些年，他为党国立过功，流过血。现在到了台湾，正是用人之际，咱们要团结，不能内耗。”
刘耀祖想说话，但吴敬中摆了摆手。
“你要查，可以。”吴敬中说，“但要有真凭实据。要是查不出什么，以后这种事，就别提了。否则影响团结，我对你不客气。”
“是，站长。”刘耀祖低下头。
“去吧。”吴敬中重新端起茶杯，“记住我的话。”
从吴敬中办公室出来，刘耀祖觉得心里堵得慌。
吴敬中明显在保余则成。但为什么保？是真相信他，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刘耀祖不知道。但他知道，现在他手里有毛人凤的条子，吴敬中也松了口，至少表面上松了口。
那就查。
往死里查。
接下来几天，刘耀祖像变了个人。白天在站里，他该开会开会，该签字签字，见了余则成还是客客气气地打招呼。但到了晚上，他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看外勤队报上来的监视记录，不是打字机打的，是手写的记录本，一页一页翻。
余则成的生活规律得很。早上七点到站里，中午在食堂吃饭，下午要么在办公室，要么去港口或码头办事，晚上六点左右回家，很少应酬。
但有几个细节，引起了刘耀祖的注意。
第一，余则成每礼拜三下午，都会去一趟中山路的“光明照相馆”。每次待半小时左右，有时候是取照片，有时候是买胶卷。
第二，他每个月都会去一次码头，不是公事，就是一个人去，在码头边站一会儿，看看海，然后离开。
第三，他住处附近有个邮筒，他几乎每天下班都会路过，但很少寄信。可外勤队注意到，有个戴帽子的男人，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在邮筒附近转悠，有时候会往里面扔东西。
刘耀祖把这些细节都记在自己的工作本上，用红笔圈出来。
照相馆、码头、邮筒。
这三个点，连起来像什么？
他想起以前在北平破获共党地下电台时，那些人的联络方式，就是用照相馆洗照片传递情报，用码头做交接点，用邮筒做死信箱。
太像了。
刘耀祖觉得心跳得厉害。他拿起电话，打给外勤队。
“那个戴帽子的男人，跟紧了没有？”
“跟了，处长。但他很警惕，我们的人不敢靠太近。”
“知道他住哪儿吗？”
“跟到西门町一带，跟丢了。那一带巷子多，岔路也多。”
“废物！”刘耀祖骂了一句，又压住火气，“继续盯。下次他再出现，多派两个人，一定要跟住。”
挂了电话，刘耀祖点了根烟，抽得猛，呛得直咳嗽。
他走到窗前，看着外头的夜色。台北的夜，灯红酒绿的，但刘耀祖觉得，这繁华底下，藏着太多看不见的东西。
余则成，你每天站在码头边，看的是海，还是对岸？
礼拜三下午，刘耀祖亲自去了中山路。
他没开车，换了身便装，戴了顶帽子，远远地躲在街对面的一家茶馆里。二楼靠窗的位置，正好能看见照相馆门口。
两点半，余则成的车来了。
黑色轿车停在照相馆门口，余则成下车。他还是穿着军装，但没戴帽子，手里拿着个牛皮纸袋。
刘耀祖端起茶杯，眼睛死死盯着。
余则成走进照相馆。玻璃门关上了，隔着一条街，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刘耀祖看了看表。两点三十二分。
他等着。
茶馆里人不多，有个说书先生在讲《三国》，惊堂木拍得啪啪响。刘耀祖没心思听，眼睛一直盯着对面。
两点四十七分，余则成出来了。
手里还是那个牛皮纸袋，但看起来厚了点。
他上车，车子开走了。
刘耀祖放下茶杯，掏出钱放在桌上，快步下楼。他穿过马路，走到照相馆门口。
推门进去，门铃叮当一声响。
柜台后面是个戴眼镜的老头，正在整理照片。听见声音，抬起头:“先生，拍照还是洗照片？”
刘耀祖掏出证件，拍在柜台上:“保密局的。”
老头脸色变了变，但很快镇定下来:“长官，有什么事吗？”
“刚才出去那位，你认识吗？”刘耀祖问。
“认、认识。余长官，常来。”
“他来干什么？”
“取照片。”老头说，“上礼拜送洗的，今天来取。”
“什么照片？”
“就是普通的生活照。”老头从柜台底下拿出个登记本，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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